正德十三年,二月。京城。东市。
开张第五天。生意还是那样,有人看,没人买。朱厚照站在柜台后面,盯着门口。不盯人了,盯门口。但客人进来,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一开口就是“朕”。听见他又把“朕”挂在嘴边,我的心猛地一沉——要卖旧货,身份与称谓却老在店里拉扯。
“你不能再说‘朕’了。”
“为什么?”
“别人不敢买东西。”
“为什么不敢?”
“因为‘朕’是皇帝。皇帝站在店里,谁敢讨价还价?”
他想了想。“那朕不说‘朕’了。”
“说‘我’。”
“我。”他念了一遍,“别扭。”
“习惯就好。”
上午,来了一个妇人。蓝布衫,手里拎着篮子,站在门口往里看。朱厚照站在柜台后面,没说话。我攥紧账本的手几乎攥出白印。妇人走进来,在货架前转了一圈,拿起那支银钗。
“这个多少钱?”
“三两。”朱厚照说。
妇人看了看银钗。“能便宜点吗?”
朱厚照张了张嘴。我把嘴闭上了。他又张开了。
“我——两两?”
妇人愣了一下。“什么?”
“两两。”他皱了皱眉,“二两。”
妇人看了看银钗,又看了看他。“二两?”
“嗯。二两。”他看了我一眼,“行不行?”
我点了点头。妇人从袖子里摸出二两银子,放在柜台上。朱厚照把银钗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笑了。走了。
朱厚照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堆银子。他拿起一块,在手里掂了掂,像试刀般试探重量,嘴角泛起得意的弧度。
“梨子。”
“嗯。”
“挣钱了。”
“嗯。”
他把银子收起来,放进口袋里,看着我。
“我说‘两两’了。”
“我听见了。”
“说错了。”
“嗯。”
“但卖了。”
“嗯。”
他笑了。“那以后说错了也卖。”
晚上。铺子关了门。我坐在柜台后面,翻账本。卖了四样东西,收了六两八钱银子。朱厚照坐在对面,手里转着一颗荔枝干,一直在想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