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的童虞也不知道,他在星尘互动的第二年,会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不是拔草而是挖根的、认真的辞职念头。
那是他在星尘互动的第二年。项目的研发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陈启铭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团队的要求越来越高。加班从996变成了9107——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一周七天。连续两个月,他只休息了四天。KK在那段时间里瘦了,不是因为没人喂——自动喂食器按时出粮——是因为没有人陪它玩。缅因猫是社交需求很高的品种,需要互动,需要抚摸,需要有人类在旁边。童虞每天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洗了澡就倒在床上,连跟KK说“晚安”的力气都没有。KK在那段时间变得沉默了,不再绕着他的脚踝走,不再在他回家的时候从窗台上跳下来迎接他。它只是趴在沙发上,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看着他,目光里没有倨傲,没有嫌弃,只有一种安静的、不打扰的、像在说“我知道你很累,我不烦你”的——温柔。
那种温柔比任何指责都让童虞难受。
那天是周日。周日也在加班。他坐在工位上,面前是改到第十七版的第三章关卡设计。陈启铭在周五的会上说“这个版本的方向不对,需要重新想”,但“重新想”的意思不是给你时间去想,是给你同样的时间去做两倍的事。他在周五下午接到“重新想”的指令,周六加了一整天,周日又加了一整个上午,到了下午三点,他盯着屏幕上那个被他推翻了三次、重建了三次、又推翻了三次的关卡设计,忽然觉得——不是累。是空。是那种“我做出来的东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空。是那种“我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重要”的空。是那种“我消失了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的空。
他站起来,走到楼梯间。
星尘互动的楼梯间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防火门,推开之后是一个狭小的、只有一盏声控灯的水泥空间。墙面上有人用马克笔写过字——“XX公司是垃圾”、“加班到死”、“我想回家”——后来被物业用白漆刷掉了,但白漆刷得不彻底,那些字的痕迹还在,像地层里的化石,被掩埋了但形状还在。童虞站在楼梯间的窗口前——一个小得只能伸出去一只手的、嵌在厚厚的外墙里的窗户——看着外面。霾川市的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洗不干净的抹布。远处有几栋正在施工的高楼,塔吊的臂架在灰白色的天空下缓慢地转动着,像几只巨大的、饥饿的、永远在觅食的恐龙。
他在那里站了大概五分钟。声控灯灭了,他没有动,灯也没有再亮。他就站在黑暗中,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楼梯间里偶尔传来的、不知道哪一层的人关门的声音——砰——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感叹号。
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防火门被推开了,灯亮了。
“小童?你怎么在这儿?”
是组长。
她姓卢,叫卢敏,四十七岁,在星尘互动做了六年的策划组长。短头发,染过黑色,但发根处已经冒出了一截灰白的;圆脸,有细纹,嘴角微微向下,但不严厉,是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认命的、但不失温和的弧度;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我理解你”的、不施舍任何同情但也绝不敷衍的注视。她有两个孩子,大的在上高中,小的在上初中。老公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司机,收入不高。她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她从来不抱怨加班,从来不抱怨压力,从来不抱怨陈启铭的任何决策。不是因为她不想抱怨,是因为她没有抱怨的资本。她需要这份工作。需要每个月的工资到账时,银行短信里的那个数字。需要那个数字来付房贷、交学费、买groceries、给两个孩子交补习班的费用。
她知道童虞也需要。一个名校物理系毕业的、在游戏行业做了五六年的、没房没车没对象的年轻人——他当然需要。但她看到的不是“需要”。她看到的是一个瘦高的、皮肤白到发光的、头发遮住眼睛的年轻人,站在楼梯间的窗口前,站在声控灯灭掉之后的黑暗里,一动不动,像一棵被种在花盆里太久了、根已经长满了整个容器、但没有人记得给它换盆的植物。
“卢姐。”童虞说。声音在楼梯间的水泥墙壁之间反弹了一下,变得有点闷。
卢敏走到他旁边,没有问他“你怎么了”。她只是站在他旁边,和他一起看着窗外那片灰白色的、洗不干净的抹布一样的天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
“是不是想辞职了?”
童虞没有说话。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卢敏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像是一个她早就预料到的、一直在等待的、但真的到来时还是会让她的心往下沉一沉的答案。
“小童啊,”她说,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特有的、被生活蒸干了水分但保留了全部盐分的、不甜不腻的、刚刚好的温度,“霾川市工作实在是不好找。你现在辞职了,以后生活怎么办?”
童虞的手指在窗台的边缘上动了一下。窗台是水泥的,粗糙的,手指磨在上面有一种砂纸般的触感。他的指甲很短——他一直有咬指甲的习惯,从大学就开始了,紧张的时候、焦虑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大拇指的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边缘发白。
“都是三十几的人了,”卢敏说,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的侧脸在楼梯间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削,颧骨的影子落在脸颊上,像一道被画错了位置的等高线。“别意气用事。”
三十几。他那时候三十一。还差几个月才满三十二。但“三十几”这三个字像一枚图钉,被他组长的声音摁在了他的额头上——三十几了。不是二十几了。不是那个可以在街舞社的排练房里对着镜子练习Wave到凌晨两点的年纪了。不是那个可以在物理系的报告厅里用流利的英语讲“QuantumEntaandBell‘sInequality”、然后被教授拍着肩膀说“年轻人有前途”的年纪了。三十几了。一个应该稳定的年纪。一个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对象的年纪。一个不会在楼梯间里站着发呆、不会在微信里打了“辞职信”三个字又删掉、不会在深夜里把脸埋在一只缅因猫的围脖里寻找安慰的——年纪。
“主管那里我去通融通融啊。”
卢敏的声音变软了一点。不是那种“我在哄你”的软,是一种“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的、带着歉意的、但又不得不这么做的软。她拍了拍童虞的手臂——那个位置和商弥后来在路口拉住他的时候一模一样,都是左手手臂的上臂。但卢敏的手和商弥的手不一样。商弥的手是年轻的、有力的、带着颜料的温度的、在危急时刻精准地扣住他手臂把他往回拉的手。卢敏的手是一只中年女人的手,皮肤有点干,指节有点粗,掌心有薄薄的茧——是长期握鼠标和按键盘磨出来的茧,和他手上的茧在同样的位置。那只手的重量很轻,但压在童虞的手臂上,像一块被水泡软了的木头,不重,但你拿不起来。
“你在我手底下干了这么多年了,”卢敏说,“多认真一孩子。”
孩子。她说“孩子”的时候,童虞的眼皮跳了一下。不是反感。是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感觉——像一滴热水滴在冰面上,不是烫,是一种温度的错位。他已经三十一岁了,但在卢敏嘴里,他还是“孩子”。也许在所有的组长眼里,组员都是孩子。也许在所有的四十七岁的人眼里,三十一岁的人确实是孩子。也许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被加班、被KPI、被“好的”填满了的生活里,“孩子”这个词不是年龄的标记,是一种状态的描述——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拒绝的、还没有学会如何说“不”的、还没有学会如何从这架停不下来的跑步机上跳下来的——孩子。
“别拿前途开玩笑。”
卢敏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变得重了一点。不是严厉的重,是担忧的重。像一个母亲对孩子说“过马路要看红绿灯”时的那种重——她知道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她知道孩子可能听不进去,但她还是要说。因为不说的话,万一出了事呢?
前途。
童虞看着窗外那几座塔吊。它们还在转。缓慢的,机械的,不知疲倦的。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大概就是其中一座塔吊——在灰白色的天空下转着,转着,转着,转到某一天,大楼封顶了,塔吊被拆除了,运走了,放到另一个工地上,继续转。
他有什么前途呢?名校物理系的文凭?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游戏策划的经验?十年了,他做的那些游戏——那些他倾注了心血的设计、那些他熬夜写的文案、那些他调了无数遍的数值——现在在哪里?第一家公司倒闭了,做的游戏下架了。第二家公司也倒闭了,做的游戏也下架了。星尘互动的《星穹编年史》还在线上,但流水一天比一天少,活跃用户一天比一天少,陈启铭的眉头一天比一天皱得紧。也许再过一年,也许再过两年,这个项目也会死,这家公司也会死,然后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求职,又要面对那些“你很优秀但我们想要更有经验的人”的回复,又要坐在出租车的后座看着计价器跳过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三十二。他今年三十二了。不是二十二。不是那个可以在招聘市场上被叫做“年轻人”、被叫做“潜力股”、被叫做“名校毕业有培养价值”的年纪了。三十二岁的游戏策划,在霾川市的招聘市场上,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你不够年轻,不够便宜,不够“有激情”。你也不够资深,不够有名气,不够“有代表作”。你就是一个做了十年游戏但没有一个叫得响的产品的、普通的、平庸的、可以被替代的——游戏策划。
这就是他的前途。
卢敏还站在那里。她没有催他。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楼梯间里的、不太起眼的、但根系很深的植物。她不说话的时候,嘴角那道微微向下的弧度就会变得明显一点——那是长期疲惫留下的痕迹,和她的发根处那截灰白的头发一样,都是时间的、不请自来的礼物。
“卢姐,”童虞开口了。声音在楼梯间的水泥墙壁之间反弹了一下,又弹回来,变成了一种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棉花的声音。“我知道了。”
卢敏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放心,不是欣慰,是一种“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的、带着一点点心疼的、但又无能为力的注视。
“那就好,”她说,又拍了拍他的手臂,这次比刚才重了一点,像在确认他的手臂还在那里,还是实的,还是热的。“回去吧。主管那边我去说。你这两天辛苦了,周末——周末要是能调休就调休一天,休息休息。”
周末调休。童虞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这四个字。周末调休的意思就是“用周末的加班换工作日的休息”,但“换”这个字在这里用的是一种非常松散的、象征性的、像用空气换空气一样的意义——因为你调休了一天,积压的工作并不会少,你只是用一天的时间把两天的活儿挤到了一天里干完。就像在挤一块已经挤不出水的海绵,你用力了,你的手疼了,但海绵还是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