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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第2页）

赵律师报了一个数字。张芸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

她走出法援中心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斑驳的人行道上。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觉得这座城市忽然变得很陌生。她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四年，但这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误入了某个她不理解的游戏的局外人。

她沿着老街往回走，经过一家卖香烛纸钱的店铺，门口摆着成捆的元宝和冥币，金灿灿的，在阳光下晃眼。她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进去，买了一沓纸钱和一炷香。

今天是父亲的百日祭。

二、百日

从市区回茶岭村的末班车是六点二十。张芸赶到车站的时候，车正要发，她跑了几步跳上去，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车上只有五六个人，都是回村的老人，大包小包地带着从城里买的东西。有人认出了她，但没有人跟她说话。

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到茶岭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张芸下了车，沿着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家走。路两边是黑黢黢的农田，偶尔有一两声蛙鸣从远处传来，衬得夜色更加寂静。

她推开家门，屋里黑着灯。李桂香已经睡了，呼吸声从房间里传出来，粗重而不规律，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张芸没有开灯，摸黑走进灶房，从灶台下面找出一个瓦盆，把纸钱放进盆里，点着了。

火光照亮了灶房的一角，纸钱在盆里卷曲、发黑、化成灰，灰烬在热气中升腾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在黑暗中飞舞。张芸蹲在瓦盆前，把香插在灶台的裂缝里，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信佛，不信主，不信任何神。但她信一件事——她父亲在看着她。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地府，而是在她心里。她心里住着一个张老汉，蹲在灶台前烧火，手上全是茶渍，脸上全是皱纹，眼睛里全是光。

那道光不能灭。

她烧完纸钱，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在茶山上，把整座山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茶山还是那座茶山，但茶树已经不是那些茶树了。法院的封条贴在山脚下的一棵老松树上，白纸黑字，盖着红印，在月光下格外刺眼。

她盯着那张封条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屋。

她睡不着。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赵律师说的那些话——“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无效”“死无对证”“有法官认为金穗基金的申请是合法的”。这些句子像钉子一样钉在她脑子里，钉得她头疼。

她翻身坐起来，打开床头灯，从包里拿出那个账本。账本已经被农药浸得不成样子了，纸页粘在一起，一碰就碎。她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那两行字还在——“稻谷黄，债务黑”“芸儿，爸对不起你”。

她把账本合上，抱在胸口，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这次她睡着了。梦里，她看见父亲站在茶山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握着那把茶剪，一剪一剪地采茶。阳光很好，茶叶很绿，父亲回过头来看她，笑了，露出一口被茶渍染黄的牙。

“芸儿，”他说，“茶山的茶，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她想跑过去，但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她想喊“爸”，但嗓子发不出声音。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进茶树丛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绿色的深处。

她猛地惊醒，浑身是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鸡叫了第一遍。

她起床，洗了把脸，换上衣服，锁上门，赶第一班车回城。

三、下马塘

七月，清江进入了雨季。雨一下就是半个月，下马塘的巷道变成了河道，污水漫进屋子里，居民们用砖头和木板在门口垒起了小堤坝，但水还是往里灌。

刘建国家的门槛被水泡得发胀，关不上门。他就用塑料布把门缝堵上，再用砖头压住。但水还是从墙根的裂缝里渗进来，一夜之间，屋里的积水就没过了脚踝。

他的腿还没好利索。去年五月那场强拆，他的左腿被撬棍砸出了骨裂，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打了石膏，拆了石膏之后又瘸了两个月，到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医生说是韧带损伤，需要做康复训练，但他没钱做康复，也没时间做康复——他得挣钱，一家三口要吃饭。

刘建国的妻子王桂兰在城里的服装厂找到了工作，一个月八百块，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站着，下班回来腿肿得像萝卜。刘建国心疼，但没办法，他自己找不到工作。他试过去工地搬砖，但腿不行，搬了半天就疼得站不起来。他试过去餐馆洗碗，但人家嫌他年纪大，要年轻的。他试过去摆地摊，但城管天天来，罚一次款够他半个月挣的。

最后他在下马塘的菜市场找到了一份活——给卖鱼的摊主杀鱼。一天三十块，现结，不用腿，只要手快。刘建国以前在纺织厂修机器，手本来就巧，杀鱼学得快，三天就能一刀剖开鱼肚子，不伤内脏。摊主姓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嗓门大，脾气也大，但对刘建国还不错，每天多给他五块钱当午饭钱。

“老刘，你这腿是咋伤的？”有一天黄姐问他。

“摔的。”刘建国说。他不愿意提强拆的事，一提心里就堵得慌。

“摔的能摔成这样？”黄姐不信，但也没追问。她低头把杀好的鱼码进冰柜里，头也不抬地说，“这年头，谁还没个伤。我男人去年在工地上摔下来，脊椎断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包工头跑了，医药费全是我们自己出的，花了八万多，全是借的。”

刘建国手里的刀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黄姐——这个胖女人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骑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杀鱼、摆摊、吆喝，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手被水泡得发白起皱。他从来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一个瘫痪的丈夫。

“借的钱还了吗？”刘建国问。

“还啥呀，利滚利，越还越多。”黄姐用围裙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给刘建国看，“你看，这是金穗基金的借条。借了五万，到手三万五，还了两年，现在还欠六万八。”

金穗基金。刘建国不认识这几个字，但他认得那个红色的印章——去年拆迁队来强拆的时候，带队的赵铁军手里拿的那份《政府授权书》上，盖的就是这种红色的章。不是同一个章，但颜色一样，红得像血。

“黄姐，这金穗基金是啥来头？”刘建国问。

“兰骁民的嘛，清江首富，你连他都不知道？”黄姐把借条收起来，叹了口气，“我当初也是鬼迷心窍，听人说金穗基金借钱容易，利息低，就去了。谁知道那是坑，进去了就出不来。现在每个月工资一大半都拿去还利息了，本金一分没少，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