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远走出办公室,走下楼梯,走出公安局的大门。外面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很低,压在城市的上空,像一块巨大的棉絮。他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觉得这座城市忽然变得很陌生。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误入了某个他不理解的游戏的局外人。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往法援中心的方向开。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缓缓跟了上来,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不远不近,像一条拴在船后的绳子。
六、最后一块骨头
二月二十五日,刘建国在老城墙下找到了第三块骨头。
这一次不是他主动去找的。是一个小孩告诉他的。那小孩是下马塘小学的学生,住在老城墙附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那堵墙。他说那天早上他经过的时候,看到墙根下有一个塑料袋,白色的,不是黑色的。他好奇,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块骨头,他害怕,就把塑料袋放回了原处,跑去学校了。到了学校,他跟同桌说了这件事,同桌说“你应该告诉大人”。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该告诉哪个大人,最后告诉了他的班主任。班主任认识刘建国,就给刘建国打了电话。
刘建国去的时候,塑料袋还在。白色的垃圾袋,打了死结,塞在墙根下,没有被塞进裂缝里,就放在地面上,像被人随手丢在那里的。
他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块骨头。猪的肩胛骨,和前面两块一模一样。这次刻的是一个“死”字。字的下面,刻着一行小字:
“孙德彪,清江码头冷冻厂,2001。1。28。”
孙德彪。赵志远跟他说过这个名字。开快艇的那个人,脸上有疤的那个人。他也死了。骨头被刻上了名字,塞在了老城墙下。
刘建国把骨头捧在手里,站了很久。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像一个人在哭。他抬起头,看着那棵歪脖子树。树的枝条光秃秃的,在灰暗的天幕上像一道道黑色的裂纹。他想起了那个在老城墙歪脖子树上吊的女人,想起了那些被查封的房子和土地,想起了刘栋的病床和王桂兰红肿的眼睛。
他把骨头揣进怀里,转身走了。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堵墙。墙还在,裂缝还在,歪脖子树还在。风还在吹,呜呜地响,像一个永远闭不上嘴的人,在反复念叨同一句话。
他转过身,快步走出了下马塘。
他要去法援中心。他要去找赵志远。他要告诉他,又死了一个人。不是“又死了一个人”,是“又死了一个被他们盯上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自然死亡,不是在意外死亡,是被杀死的。而杀死他们的那把刀,和杀死张德顺、杀死陈雪、杀死赵海的,是同一把。
他上了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把怀里的骨头按了按,确认它还在。然后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车开了。车窗外的城市在暮色中慢慢暗下来,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只只睁开的眼睛。
七、三块骨头
赵志远把第三块骨头放进保险柜的时候,手没有抖。
他已经过了发抖的阶段了。第一块骨头让他震惊,第二块骨头让他愤怒,第三块骨头让他平静。一种可怕的、让人后背发凉的平静。他知道还会有第四块、第五块、第六块。只要那台机器还在运转,骨头就会不断地被刻上名字,塞进墙缝,被人发现,然后被遗忘。
他把三块骨头并排放在保险柜的底层,用红布包好,盖上盖子,锁好。然后他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灯光下散开,像一团模糊的鬼影。
他拿起电话,拨了张芸的号码。
“张芸,第三块骨头找到了。孙德彪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赵律师,”张芸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清,“你说,这些骨头最后会变成什么?”
赵志远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也许会变成证据,在法庭上被展示,被拍照,被记录在案,然后被收进证物袋,贴上标签,编号,归档。也许会变成新闻,在电视上被播报,在报纸上被刊登,在网上被转发,然后被人遗忘。也许会变成历史,写在书里,被后人读到,然后被当成故事。
但不管变成什么,它们都不会变回人了。
“赵律师,我想去看看那些骨头。”张芸说。
“明天你来法援中心。我带你去看。”
电话挂了。赵志远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那张大白纸。纸上的红圈和黑线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像一张蜘蛛网。网的中间是金穗基金,网的边缘是那些死去的人——张德顺、陈雪、赵海、孙德彪。四个名字,四个红圈,四条从边缘指向中心的线。
他在纸上写下第五个名字——林小禾。
不是因为她死了,而是因为她随时可能会死。她留在兰氏集团,替张芸盯着那些人。她站在悬崖边上,风很大,脚下的石头已经开始松动了。
赵志远在林小禾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红圈,在红圈里写了一个问号。
然后他关了灯,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天快亮了。远处的清江上传来货船的汽笛声,低沉而悠长,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拉响了最低的那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