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登在孙匠人铺子里干了三天,才算真正认识了这个地方。
铺子不大,但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手术房在最里面,靠墙一张窄床,床头挂着灯,床尾放着桶。刀、针、线、钳子摆在床边的托盘里,按大小排好,用的时候伸手就能够到。诊室在中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脉枕和纸笔。药柜靠墙,四十多个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最前面是待客的地方,几张长凳,一个茶壶,几个碗,给等着的病人坐。
铺子里除了孙匠人,还有两个学徒。大师兄李贵,三十出头,黑瘦,话少,跟了孙匠人八年。小登第一天来,李贵只看了他一眼,点了下头,算是认识了。后来小登才知道,李贵不是不爱说话,是忙得没空说。他一个人管着库房和药柜,还要给孙匠人打下手,一天到晚脚不沾地。
二师兄王二,二十来岁,白胖,嘴碎,跟了孙匠人五年。小登第一天来,王二就拉着他说了半天话。说铺子的规矩,说孙匠人的脾气,说哪个药抽屉里放的是什么,说哪个病人最麻烦。小登听得头昏脑涨,但也记住了不少。
“你手挺稳。”王二说,“比我来的时候强。我来的时候,递刀都递不稳,孙匠人看了我三个月。”
“孙匠人爱骂人?”
“不爱。他不骂人。他比骂人还可怕——他不说话。你做错了,他就看着你,一句话不说。你能把自己看死。”王二缩了缩脖子,“我宁可挨骂。”
小登没再问。他想起孙匠人看他的样子,确实让人心里发毛。
铺子里的规矩,小登也慢慢摸清了。每天卯时开门,酉时关门。伤兵优先,不管什么时候来,先看。普通病人按来的先后排,急症插队。孙匠人的规矩写在墙上:不议价,不赊账,不欠债。白纸黑字,谁进来都能看见。
头几天,小登干的都是杂活。扫地,擦桌子,倒脏水,熬药。药是王二配好的,小登只负责看着火。炉子在铺子后面的院子里,一口小锅,一个药罐。水开了转小火,熬到一碗水变成半碗,倒出来,放凉,端到前面去。
熬药的时候最闲,小登就坐在院子里,看天上的云。秋天的云走得快,一团一团地往南边飘。南边是城南,他家在城南,姐姐在城南,方家也在城南。他不知道方家那边谈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姐姐的嫁妆能不能保住。这些事想也没用,他只能等。
孙匠人做手术的时候,小登就在旁边看着。第一天看手术,他吐了。孙匠人给一个木匠接断指,血淋淋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小登看着看着,胃里一阵翻涌,跑到外面吐了。
李贵笑着说,第一次都这样。
第三天看手术,小登没吐。孙匠人给一个老人换眼睛。老人的眼睛坏了,看不见了。孙匠人用刀切开眼眶,取出坏眼,放进一颗新眼——寻常目,十五两。老人的儿子在旁边哭,说爹又能看见了。
小登看着,没吐。他觉得自己可能适合干这行。
第七天,孙匠人让他递刀。他递对了。
“你手挺稳。”
“练字练的。”
“练字?”
“嗯。我字丑,练了好几年。手就稳了。”
孙匠人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小登的手早就养好了,泡手的药也用完了,现在写字手不疼,手腕也不酸。孙匠人只是随口一问,不是要给他看什么毛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登每天卯时到铺子,先扫地擦桌子,然后熬药。药熬好了,就帮王二分药材,帮李贵整理库房。有时候病人多,他就帮着端茶倒水,给等着的伤兵换药。他手稳,换药也换得好,伤兵们都说他比王二还仔细。王二听了也不恼,笑着说:“那是,人家是读书人,手当然稳。”
小登不是读书人了。县学关了,先生走了,他连束脩都没处交。但他每天晚上还是写字,用那支秃笔,用那些正面写完写反面的纸。写完了,看看,不满意,再写。他不知道写给谁看,也不知道写了有什么用。但他觉得,不写就丢了什么。丢了什么,他说不上来。
又过了几天,铺子里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是个女人,三十来岁,穿着粗布衣裳,脸上蒙着纱巾。她坐在诊室里,低着头,不说话。孙匠人看了看她,让她把纱巾摘了。
女人犹豫了一下,摘了。小登站在旁边,看到了她的脸。半边脸是好的,另半边——从额头到下巴,一大片疤痕,像是被火烧过的。皮肉皱在一起,把嘴角扯上去,眼睛也扯歪了。
“能治吗?”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孙匠人仔细看了看,捏了捏疤痕的边沿。“能。但要换肤。不是小手术,得花不少钱。”
“多少钱?”
“看你换什么样的。普通的,十两。好一点的,二十两。”
女人沉默了。她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碎银子,还有一些铜板。她数了又数,抬起头。
“只有六两。”
孙匠人没说话。他盯着女人的脸看了很久,看那块疤痕,看疤痕扯歪的眼睛,看眼睛里藏着的东西。小登站在旁边,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你这疤痕,是怎么来的?”
“五岁那年,油灯倒了,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