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知道小葵在说什么。
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甚至不确定小葵是不是真的在生气——小葵说话有台湾腔,那种软软的、嗲嗲的语调让所有的情绪都变得不太分明。生气听起来像撒娇,难过听起来像在开玩笑,Max分不清。
她以为小葵只是小朋友闹脾气,过两天就好了。
然后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小葵没有回消息。
她发了一张日落的照片,想看看小葵会不会回复。那张照片拍得很好,云确实很像那天——那天她们在天台上,小葵说“也许有人想听”,她说“我还没遇到”,然后风吹过来,她们沉默了。
那是她来香港这么久,第一次觉得沉默不难受。
现在沉默很难受。
因为这次的沉默不是两个人一起沉默,是一个人沉默,另一个人在外面敲门,但门一直不开。
Max放下手机,打开电视,关了,打开冰箱,拿了一罐啤酒,喝了半罐,放下,拿起手机,点开小葵的头像,又关上。
她想打电话。
但打电话说什么?
“你为什么生气?”
“我做错了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每一个听起来都像是在指责对方——好像小葵的生气是不合理的,好像小葵需要为自己的情绪做出解释。
Max不想让小葵觉得她在指责她。
所以她什么都没做。
她只是坐在沙发上,喝完那罐啤酒,然后打开第二罐。
啤酒罐上的水珠滴在她的手上,凉凉的,像那天雨棚下面的雨滴。
她想起小葵站在她旁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走开。
她忽然很想念那种“不说话也不难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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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我在酒吧打工,阿Ken问我最近怎么没看到Max来。
“关你什么事。”我说。
“哎哟,吵架啦?”他用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看着我。
“没有吵架。”
“那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架子上,“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
阿Ken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转身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我站在吧台后面,擦着一个已经干净得能当镜子的杯子,心里乱得像被人打翻了的毛线球。
我想见她。
但我不想先开口。
这两个想法像两匹朝着相反方向跑的马拉着一辆车,车快散架了,但哪匹马都不肯停。
十点半的时候,酒吧的门被推开了。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进来的是一个男生,二十出头,穿着花衬衫,头发梳得油亮,看起来像是刚从兰桂坊转场过来的。他走到吧台前,点了一杯Mojito,然后开始跟我搭讪。
“你是台湾人?”他听到我的口音之后眼睛一亮,“我最喜欢台湾女生了,讲话超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