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国家总算是有了一点「家底」。
当物质文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对「精神文明」的渴求便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民众需要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来滋养内心世界,慰藉乡愁,凝聚认同。
早前,新华从大明乃至朝鲜、日本引入移民,多以拥有各类技艺的工匠、手艺人以及能快速形成生产力的青壮男女为主要目标,旨在迅速夯实国家的工农业基础。
然而,最近几年,移民的类别和范围开始渐渐扩大。
除了稍稍增加妇人比例外,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引进一些民间艺人,诸如说书、弹词、鼓词、板话、陶真等曲艺说唱类艺人,以及皮影、木偶、捏面人、吹糖人、剪纸、制作灯彩等手工演艺类艺人。
这些艺人在逢年过节、农闲时分或是国家重大庆典时,被组织起来进行表演,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民众的业余生活,也为这片新兴的土地注入了更多华夏传统文化的血脉。
今日,在晒谷场上用木头临时搭建的戏台披红挂彩,显得格外醒目,来自福建的一群弋阳腔戏曲艺人正在卖力表演。
他们嗓音高亢激越,伴奏锣鼓铿锵有力,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
上演的剧目,既有《三国传》、《岳飞传》这类宣扬忠义勇武的连台大戏,也有《青梅会》、《古城会》、《金貂记》、《珍珠记》等情节跌宕的传奇话本。
甚至,还有几出由新华科教文卫部创作编制的曲目,如讲述早期移民毕路蓝缕、与西班牙殖民者及自然环境斗争的《征夷记》,以及描绘跨海贸易和移民的《海上传奇》。
这些表演,对于平日娱乐活动极度匮乏的乡人而言,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还招来周边村屯的大量乡民于此汇聚。
晒谷场上被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是大人,连平日里片刻不得闲的孩童,以及那些甚为好动活跃的半大少年,此刻也都一边嗑著瓜子嚼著糖块,一边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著戏台上那些勾画著浓重油彩、身著斑斓戏服的生旦净丑,并随著剧情的起伏或喝彩、或叹息。
莫小山与家人挤在人群中间,感受著周遭热烈的气氛,鼻端萦绕著泥土、硝烟、食物和人群混杂的独特气味,耳中充塞著激昂的唱腔和锣鼓铙钹的轰鸣,心中也难得地放松下来,沉浸在这份属于年节的、简单而纯粹的温馨与欢愉之中。
他看到母亲春娘看著戏台,眼中闪烁著光,时不时跟旁边的张婶低声议论著剧情。
继父李二狗也是一边看著,一边咧著嘴憨厚地笑著,享受著这难得的闲暇。
弟弟妹妹们更是兴奋得小脸通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这些艺人的酬劳,并非由乡民直接支付,而是通常由村长或威望较高的老移民牵头,邀请这些戏班来为村民祭祀、节庆祈福演出,费用按全村户数或田亩数进行摊派。
筹集到的钱物会统一交给戏班班主,再由班主按照角色主次、技艺高低进行内部分配,通常主角与普通演员所得比例大约在二比一。
而在始兴、广丰这些城市,演出多由茶楼、酒肆或专门的戏园老板邀请,报酬直接以新洲银元结算,按演出场次付费。
由于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政府官员、商人、工厂主和收入稳定的工人,消费能力丝毫不弱于富庶的大明江南地区,使得这些戏曲艺人收入相当可观,往往是普通农户月均收入的数倍。
至于那些流动于集市的临时戏台,则多采取「门票制」,由戏班派人在入口收费,观众支付几分钱即可入场观看,适合小型流动戏班快速获利。
许多弋阳腔戏班本身就是临时组建——农闲时聚合演出,农忙时则解散务农——部分艺人并不领取固定报酬,仅按约定比例分取演出所得的实物或现金,并无保底收入。
这种灵活多样的生存模式,也反映了新华文化娱乐市场在初始阶段的多样性与活力。
下午六时许,一出精彩的《岳飞传·朱仙镇》唱罢,戏班暂时歇场,人群开始松动、
散去。
莫小山帮著父母照看几个意犹未尽的弟弟妹妹,正准备随著人流回家,却不经意间,在散场的人潮边缘,瞥见了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
那是一个年轻的妇人,约莫十八九岁年纪,手里牵著一个女童,看样子不过一两岁大。
她身旁跟著一个同样年轻的男子,应该是她的丈夫。
这女子,莫小山其实并不算熟悉,但她却是三年多前,母亲春娘私下里曾向他提过的、有意为他说媒的孙家二闺女。
因为是大年初二回门的日子,她带著丈夫和孩子回到了平溪村娘家。
当年,莫小山一心要读书,目标是考入新洲大学堂,对于母亲的提议,他想都没想便一口回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