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明熠愣了一下。“这里。”
“一直住这里?”
“嗯。”
“你爸呢?”
白明熠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他没有回答。他看着远处的操场,女生们的八百米跑完了,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喝水。有人把水浇在头上,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把校服领口打湿了。
“死了。”他说。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江维文没有说话。他没有说“对不起”,没有说“我不知道”,没有说“节哀”。他什么都没说。他靠在栏杆上,仰头看着天,风吹着他的头发。白明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想。也许在想“我不该问”。白明熠不知道。但他知道,江维文没有说“对不起”,让他觉得好受一些。他不想听到“对不起”。那会让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死得不够久,让他觉得自己还在意。
“你妈呢?”江维文问。
“在外地。”
“她经常不在家?”
“嗯。”
“那你一个人住?”
白明熠把烟头从口袋里摸出来,在手指间转了转。烟头已经凉了,滤嘴上的纸被他的汗浸湿,软塌塌的。他把烟头塞回去。
“嗯。”他说。
江维文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抽出一张,递给白明熠。白明熠看着那张纸巾,没有接。江维文把纸巾塞进他手里,然后把手缩回去。白明熠把纸巾攥在手心里,纸巾是干的,柔软的,带着一点洗衣液的味道。他没有擦手,也没有擦别的。他就那么攥着,攥到纸巾被手心的汗浸湿。
“我小时候住在另一个城市,”江维文说,“后来搬过来的。”
“为什么搬?”
“我妈工作调动。”
白明熠点了点头。他不知道江维文的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江维文从来没有说过。他只知道江维文的妈妈智商很高,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他从江维文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这些信息,像拼一幅缺了很多块的拼图。他不知道整幅图是什么样子的,但拼出来的那几块,颜色都很淡。
“你姐也跟着搬过来了?”白明熠问。
“嗯。她大我两岁。”
“你们关系不好?”
江维文想了想。“不算不好。就是不怎么说话。”
白明熠想起江皖坐在前排的背影。她收作业的时候路过江维文的座位,不会多看一眼。发卷子的时候叫到江维文的名字,语气和叫别人没有区别。白明熠以前觉得那是冷漠。现在他知道了,那是不知从何说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都不对。说“你吃饭了吗”太假,说“我这周考试了”太刻意,说“我手腕上又多了几道疤”太沉重。所以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不用面对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你呢?”江维文问,“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江维文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两个人站在天台上,风吹着他们的头发。白明熠把攥湿了的纸巾塞进口袋里,和那个空烟盒、那个掐灭的烟头放在一起。他的口袋里装满了垃圾,但他不想扔掉。他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总来找我?”白明熠问。这句话他问过很多次了,但他每次都问,因为他每次都记不住答案。不是真的记不住,是他想再听一次。他想听江维文说那句话,用那种平静的、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一样的语气。
江维文没有看他。他看着远处的操场,看着那些在草坪上休息的女生,看着那个在球门边捡球的守门员。他的前发垂下来,挡住了眼睛,他没有去理。
“因为你是一个人。”他说。
和之前一样。白明熠把目光移开,落在自己放在栏杆上的手上。他的手指很瘦,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右手腕的绷带从袖口露出一截,白色的,在阳光下反着光。他看着那截绷带,想起今天早上换药的时候,伤口已经结痂了,痂是深褐色的,微微翘起。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把它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