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墓前的白菊,每年都是陈屿送的。
我以为那是愧疚。
原来那是祭奠。
祭奠一个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哥哥,祭奠一段被权力蛀空的亲情,祭奠所有他没能守住的底线。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我睁开眼,声音沙哑,“是要我重新起诉?”
“不。”林砚说,“我要你成为公诉人,起诉陈屿。”
我愕然:“他不是……”
“他不是陈屿。”林砚纠正,“他是陈屿。陈屿的孪生弟弟。陈屿死后,他继承了全部身份、资产、社会关系。但他没继承哥哥的罪。那些罪,是陈屿的。而陈屿,是本案唯一幸存的直接受害人。”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不是翻案。
这是重构案件。
陈屿案不是“陈屿被杀案”,而是“陈屿控告陈屿涉黑、包庇、谋杀案”。死者陈屿,是被告人;生者陈屿,是被害人兼关键证人;而我,曾是那个被蒙蔽的公诉人,如今,必须成为拨乱反正的执剑者。
“证据呢?”我问。
林砚推来第二个文件袋。
里面是三份材料:
第一份,陈屿亲笔签名的《刑事控告书》,落款日期:2021年10月18日,即“死亡”后第二天。控告对象:陈屿(已故),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徇私枉法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第二份,加密U盘,内含陈屿提供的全部原始证据:银行流水、通话清单、行贿记录、青藤会成员名册、以及——我父亲坠楼前72小时的全部行程轨迹,精确到分钟。其中,10月12日18:23,父亲在市局停车场接到一通电话,通话时长秒。基站定位:恒远地产总部大厦B座27层——林砚的办公室。
第三份,是份体检报告。姓名:陈屿。项目:线粒体DNA全序列比对。结论:与2017年苏振国案卷宗内提取的“嫌疑人遗留毛发”样本,匹配度99。9998%。
我盯着那个数字,指尖冰凉。
父亲坠楼现场,窗台缝隙里,发现一根黑色短发。当时技术科判定为“无关物证”,因毛囊细胞核DNA降解严重,仅能提取线粒体片段,且未录入全国数据库比对。
而陈屿,早就比对过了。
他一直知道是谁推的父亲。
只是他等了四年,等到陈屿羽翼丰满、等到青藤会渗透进政法系统、等到他自己坐上副支队长的位置——然后,亲手把哥哥送进地狱。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从你第一次去陈屿办公室,调阅我经手的恒远案卷宗开始。”林砚说,“你查得很细。连我修改报告时用的字体字号都比对了。但你漏了一样——我在所有关键页,都用隐形墨水加印了一个‘林’字水印。紫外线灯下才看得见。”
我猛地想起,那晚在档案室,我确实觉得某些纸页触感微异,像覆了层薄蜡。但我没带紫外灯,只当是年代久远的油渍。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因为我知道,”他目光沉静,“你查得越深,越会发现,你父亲的死,不是个案。是整张网的节点。而撕开这张网,需要一把足够锋利、也足够干净的刀。”
他停顿片刻,声音轻得像叹息:
“苏晚,你就是那把刀。只是你忘了,刀鞘上,也刻着我的名字。”
——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是深夜。
城市灯火在窗外流淌,像一条发光的河。我拉开最底层抽屉,取出那只黑色密码箱——三年来,我从未打开过它。
输入密码:20171012。
箱盖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