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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基地（第4页）

工藤以同样的目光回应尉官。

正僵持着，忽然有个士兵跑过来，传达了一条开拨的军令。尉官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其他士兵也跟着他离开。说不定，这也是他体面地下台阶的一个办法。

我们逃过了一劫，急忙往军营相反的方向走。

我拖着张筱茗的手，发现彼此的手心全是汗水。我求工藤答应我一件事，万一我被日军识破了身份，他一定要狠下心了结我，决不能让我承受凌辱。工藤只是用大概连他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我。

我们路过一片交战区，战斗已经结束，满地都是内脏流出的躯体。工藤说，在不远的地方，日军可能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我问他怎么知道。他指着地上一个尸体，那个倒毙的人身穿“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背心。他说这个是日军士兵。按照二战时代日军的传统，他们会把死者的骨灰送回本土，或至少剁去耳朵、剪下头发交回家属；他们对逝者极为尊重，有时甚至会为了抢尸而发动攻势。现在这个日兵尸体竟然无人收理，显然因为战事还吃紧，顾不上清理战场。

接下来到哪儿去呢？我们商量了半天，迎面看见来了一辆插着红十字旗的车。工藤让我们先躲在一边，自己跳出马路。我听到车上的人用英文说话，过了一会，工藤向我们招手说：“他们是去国际安全区的，愿意搭我们一程。”

张筱茗心有余悸地说，我不要再回城区了，离这地方越远越好。

工藤说，南京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有日军，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西方人士密集的国际安全区。

一个戴眼镜的白种中年男人把我们三个拉上车。

车子开得很慢，沿途被日军拦下了好几次检查。但只要那白人把一本盖有纳粹徽号的证件递过去，日军很快就放行了。

我想感谢这位慈眉善目的绅士，但觉得似乎还是由工藤来开口合适些。可是工藤上车之后，却抱着定位器一直发呆。我用肘部碰碰他，他却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原来自己身陷险境，是一早注定的。我很惊讶，一天的波折就把这个日本学者变成宿命论者了？他解释说，早就抽签之前，我们就已经注定要来南京的了。

孟飞蕾停了下来。

“我不否认，小孟。”马文不禁苦笑一下。“但我好奇，工藤是怎么发现的。”

“工藤刚才几乎想启动定位器，截听日军的广播，但却忽然想起在抽签前，你曾跟他开过玩笑：定位器虽然相隔千年万里也能超时空通信，但却不可以用来听最简单的中长波广播。工藤说，只有大正时代或昭和早年的收音机才用中波或长波广播，现代世界的电台都用兆赫级的调频广播，你精通各门物理学科，不可能有这样的口误。可见，你早就打算把他派往这个时空点。”

孟飞蕾并没发现，其实她和张筱茗都被列为“可离开”的员工，从而被蓄意安排在那个危险的时空。

“工藤是日本人，由他去这个时空点，当然是最适合的。”马文坦承。

“可是他却回不来了。”孟飞蕾语气中带着伤感和讥讽。

我们的车子来到一个由碎石堆组成的简易关卡。日本兵说这里刚交过火，他们需要时间来检查战场，不肯放我们过去。我从车窗看到路面的尸体还流着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

不到一公里外，有一座尖顶的西式建筑，那儿就是国际安全区了。没想到，就是这最后一段路把我们拦住了。

工藤侧耳听了一阵，跳下车，来到那日兵跟前，说：“先生，我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奉命陪同那位德国朋友到金陵大学办公，请看在他们与我们是盟国的份上，通融一下。”

那日兵说：“我要提醒你们，这个地方不安全。”远处回旋的枪声在给这句话作注。

工藤耐心地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也是那位德国先生的命运，跟我们没关系。”

好不容易，那日兵终于点头了。

工藤立刻示意德国人上车，他跑到关卡前面，打手势指挥我们这辆车从几堆碎石间穿过。司机驾车缓缓地前进。突然，车外响起一声巨响。我本能地趴在车窗下，听到那日兵大呼小叫，然后又是几下近距离的枪响。最后，是那日兵越来越远的呼喝声。

德国中年人用英文大声问华人司机怎么回事。

司机说，路旁有个尸体突然掏出手枪，射倒了搭顺风车的那位先生。

我和张筱茗冲下车去，却见到工藤博士趴在地面，后背的伤口冒着血。

他死了。

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距离他不到五米的地方，仰面躺着一名国军士兵，脸已经被日军打得连颅骨都缺了一半，手上却还扳着一支枪管很长的手枪。

司机从驾驶舱伸出头来，说那国军士兵本来趴在地面一动不动，双腿早就没了，刚才忽地挣扎着开了一枪。

这位士兵用尽平生最后一丝气力，击毙了一个日本人。

看着那被日兵踢到碎石堆的手枪，我不知从哪里来了勇气，俯身捡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