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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城的前世今生（第2页）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遣大将统率蕃汉兵进击龟兹，重立焉耆国王，攻拔龟兹国都，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样一场对龟兹的战役，产生的影响自然波及原隶属龟兹的周边邻国。

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唐朝官僚体系对据史德的影响。

之后不久，在西域的据史德，先后出现了两份据史德语法律文书……

（三）遗址考古过程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初步确认遗址的性质为古城址。

形制方面，城址整体呈不规则形，自内而外分为高台城、内城、外城、大外城共四重城，遗址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左右，主体遗存年代为北朝至宋。

通过2023年的古地质调查，来源于天山的恰克马克河古河道、来源于葱岭北部的喀什噶尔河古河道、来源于葱岭南部的叶尔羌河古河道在遗址所处区域交汇，进一步证明了遗址在丝路上交通通衢的作用。

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保护中心、巴楚县博物馆、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收获。2023年度发掘分为4个发掘区，分散布置于遗址的不同区位，共发现遗迹现象57处。

在第一发掘区发现一处位于山顶的一进院落式佛教寺院，其形制为中心设一边长2。3米的方形水池，周以方形露天庭院，庭院外分布5处小型房址，在院落东侧外有方砖铺路。

在第二发掘区即大外城西侧区域发现一处排房遗址，可分为两排，每排3座房址，在房址外侧东南角还发现方砖铺成的残断路面一条。

第四发掘区整体位于大外城城墙附属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掘范围仅在台基的西侧一隅，揭露出一处佛殿及塔院遗址，殿、院之间有墙相隔，未见门址及踏道。从揭露部分判断，这是一处位于大外城城墙上的大型佛寺建筑遗迹。

2023年度发掘出土陶器、动物骨骼、纺织品、木器、玻璃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钱币、珠饰、釉陶、造像残件、金箔、建筑材料、植物遗存等种类多样、内涵丰富的古代遗物。

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实证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探讨佛教史、屯垦史、城市营建史的发展脉络，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展南疆区域古代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从遗址到隋唐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完成对西域更大范围的统一，西域实现安定有序。各民族共同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这一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阗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建设开发了西域。

一是经济相依。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中原，沿途驿站星罗棋布。历史证明，这种经济上的相依性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血脉相融。各民族在新疆这块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上繁衍生息，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三是政治相助。唐朝与回鹘在政治上互助和亲。唐朝的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先后嫁给回鹘几任可汗，唐肃宗纳回鹃公主为妃，双方“代为甥舅，每岁通和”。回鹃政权解体后，其人口一部分迁入中原并融入当地，一部分迁往河西走廊，余众进入西域。

四是接受中央政权管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方向。唐朝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分别于640年和702年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后升级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西域各民族及西域与中原的交往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五）结语：西域那些“国”，实际上是“一体多元”下的地方政权

新疆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存在的“国”，无论是汉代时期的西域（当时对今新疆一带的称呼）三十六国，还是宋代时期的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等，元代时期的察合台汗国，以及明代时期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形式，都不是独立的国家。

这些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

从新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些“国”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新疆既有割据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但受中央政权管理，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