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堂内低声议论四起。
有赞太子义正词严者,有惧三皇子借“杀机”之说者。
太常卿眼见场面将乱,起身抬手:“二殿下之辩,天心未明,人心可鉴。”
“兵权之议,不过制衡之端。”
“若言杀意,则非策本之意。”
刘据却平静起身,答得干净利落:
“弟之言,我不驳。”
“但我愿奉上《东宫讲兵录》一卷,署我之名,句句我阅,笔笔我批。”
他将一册文书高举:“我若今日不能自担笔,便明日不能自担国。”
“此言为据,愿陛下留证。”
御史中丞立刻记下,低声应命:“是。”
此言一出,等于在朝堂上,将“兵策”真正从“杨洪之策”变为“太子自言”。
太子,不再是被谋士掩护的公子。
而是真正——登场。
讲策之后,众官未散,中书台命人封案传皇。
御前密议当夜即启。
汉武帝端坐于殿内,面前摆着两卷:
他没有立即翻阅,而是望着殿中跪坐的几位中枢官员,缓缓问:
“你们怎么看?”
太常卿首言:
“太子言兵,动理而不动权;三殿下言德,重制而不及策。两者各有寸进。”
兵部尚书却缓缓摇头:
“臣以为,太子今日之讲,是真自出之言。”
“能担笔,便能担权。”
“能担权,而不夺兵,是为‘德可承’。”
“若惧其讲兵而拒之,恐乱朝纲。”
汉武帝未言,指了指书卷:“先不下旨。”
“朕要看看,百官——谁先表态。”
翌日,中书台收到二十七封附议。
十五封称赞太子讲策有理,六封建议封策为例案,三封建议修补兵权条款,三封保持中立。
无一人赞三皇子。
但——也无一人贬之。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
朝堂,不敢斥刘旦,但已然倾斜向刘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