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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话说李清照一（第2页）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这几则正文后的议论，由于援古证今，由小见大，辞简理畅，结构严谨，常常被后人视为短文的杰作而独立出来，且加题为《书后》。该文先从洛阳形势险要，兵家必争，改朝换代，首当其冲，来说明它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然后以这儿林园花圃一遇战争就化为灰烬丘墟的历史真实，证明园林与洛阳存在着唇齿的关系，而洛阳的盛衰又是天下治乱的标志。这就是他写作《洛阳名园记》的最初动机。于是，李格非心惊意急地疾声大呼：再这样地放纵一已之私为所欲为地下去，那么，你们的湖园庭圃也将像唐五代洛阳的名园一样，变成墟身灰迹。

可以相信，号称“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他对隐逸园林的看法，与苏轼、欧阳修，乃至白居易、韩愈等人的观点，并不完全斗榫合缝。他们中的某些人是仕途失意者，只有在园林中才可能体会到士大夫阶层所理想的和谐宇宙境界，并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体系的最必要的支柱；而另一些有出处的人，却通过沉迷“鸟鱼山水”来摈除壅气滞志，养成浩然正气、鸿鹄之志，以完善士大夫的人性和人格。挖树寻根，打从东晋以后，不少文人雅士都意识到山水园林和隐逸高蹈并非纯粹遗世独立的祥处佳境，它更多的是士大夫体认宇宙的和谐，并因此获得心灵和乐、人性盈满、人格完善的理想胜境。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王权专制，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使士大夫阶层的人格理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只有极为稀少的人可以在极为罕见的时候，通过诸如“犯颜极谏”、“抗君行道”、“辅世长民”等积极方式得到适善解决，而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人，却只能通过“独善其身”的途径使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不被专制制度所吞噬。因此，格非批判沉溺园林是一种“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的享乐生活，这在当时未必是顺天应时人心所归的嘉言懿行。直至靖康（1126—1127年）之变以后，金人将徽宗、钦宗掳至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大明城），北宋亡。《洛阳名园记》里所描述的“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的五代乱世景况，终于在号称“太平盛世”的徽宗朝时须眉活现。人们才醒悟过来，深知李格非不仅一眼看穿掩盖子“政通人和”、“日丽景明”，以及乐山乐水“天人合一”之园林隐逸文化下深刻的社会危机和负面效应，并预见到如果公卿贵戚一味地我行我素付之一笑，那必将导致破国败家，这是何等识微见远、笔扫千军的文章啊!难怪北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邵博，在乱后流寓江南时得《洛阳名园记》，竟然“读之至流涕”，并将它收录在自己所著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和卷二十五中。南宋文坛宗主、“中兴一大家数”刘克庄却称赞李格非，“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后村诗话续集》卷三）。南宋文学家巩丰（1148—1217年）告诉韩淲，诗人尹穑（字少稷）曾对他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宋史》本传也说他：“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这其中虽然也有诗的夸张，但如果认为那都是“过誉之词”，这因为我们没经历过“靖康之变”，是在花前灯下熟读精思它。此事似乎还在提醒大家，当我们在研究《哈姆雷特》时，究竟首先是理解莎士比亚的意图，及其作品的历史作用，还是仅仅理解《哈姆雷特》对今天的我们说了什么，并将这种理解强加在莎士比亚的身上?不错，文学作品就像历史事件一样，它的意义不可能永远是一成不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时所产生的全部思想都与作者有关，或都是历史真实啊!

《洛阳名园记》是北宋崇实尚气派散文的扛鼎之作。它的问世，与作者“文不可以苟作”的创作态度，以及“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的创作思想有关。其文曰：

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醉归》诗曰：“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诗曰：“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

“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出自三国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典论》原书已佚，现存《论文》为其中一篇，它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以气为主”，是强调作家的气质和禀性，对文学作品风格面貌所起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不过，曹丕似乎秉承汉末郦炎“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见志诗》）的看法，故将“气”又分为“清、浊”两体，并说“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说，人的气质、禀性可分为美好和低下两种，但它是天然禀赋的，不像伦理道德感情那样，是通过后天不断努力修养而获得的。这就像一首歌曲，由于不同的人在演奏或歌唱时用气有异，就使人觉得曲谱节奏一模一样的同一首歌曲，却有巧拙之别。这是天赋的，即使在父兄之间，也没法相互传授。此说有点像当今人的“天才论”。然而，李格非与曹丕不同，它直接继承《礼记·乐记》中的“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唯乐不可以为伪”等充满伦理道德情感的论点，将气分为真（诚）和假（伪）两类，主张“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而且这种“从肺腑中流出”的真情实感必须是充沛的，其意是超迈绝伦的，而且在作品中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绝无斧斤痕迹。如果能做到这地步，那么，不管是诸葛亮那看似乎实无奇的前后《出师表》，还是不假雕饰的李密《陈情事表》，或寄以意气的刘伶《酒德颂》，描述清淡平远的陶潜《归去来兮辞》，都是好文章。诗歌创作也是这样。别说杜甫那被誉为“诗史”的“三吏”、“三别”等动人诗篇，就是卢仝的《醉归》，以及王安石《扇子》等咏物小诗，也是好作品。

不言而喻，李格非所说的“气”、“意”与“诚”，并非纯粹的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还是艺术创作技巧，乃至文学批评标准方面的问题。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将“其意超迈如此”的创作思想，具体化并归纳为“横”。什么叫“横”?格非解释道：“夫其横，乃其事得而绝俗、杂畦径间者。”吟诗作文，必须是自有所得，不同流俗，不为畦径，鼎新革故，超越前辈。他认为，这样的“横文章”，必定启人疑窦，发人深思，回味无穷。格非不但以此律己，还作为尺寸评比别人。如，他在《杂书》其二云：

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事得而绝俗、杂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

他啧啧称赞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解说《春秋》的一部历史著作《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春秋古文》），对战国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轲的《孟子》一书，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赞不绝口地说，读孟子的言道文章，就像看楚霸王项羽用兵，只见他舍我其谁，反秦争雄，最后都没获胜。然而，这人世间又有谁，能与他比肩并起?那是何等自得又出乎意外的神工妙力啊!正如前述，格非曾击节叹赏汉魏两晋古文。在他看来，自汉代以后有千载（其实只有五百多年），才出现李白的诗歌和韩愈的古文，能称得上“横”。至于北宋一朝，也只有苏东坡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和《胜相院经藏记》等散文可称为“今世横文章也”。这些古代作家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单说《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等文，也是公认的体现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代表作。由此可见，格非的文艺批评是慧眼识珠、恰到好处，难怪南宋释惠洪说他“善论文章”（《冷斋夜话》卷三）。

格非的评论文章，善用比拟对照，形象神飞色动；文质美如冠玉，意味耐人寻玩。最集中体现这一创作特色的，当是他的《杂书》其一：

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紵，施帷幄，裴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启一齿而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体，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毛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威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韩愈之视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己下之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

在这篇短文中，他评论了5个古文家，但不是直言无隐，而是寓言妙语，充满诗意。首先，他将司马迁与左丘明相比照，以为司马迁的文章就像一位美丽而聪慧的女艺人，艳装浓抹，清歌缓舞，亦庄亦谐，浪声笑语。然而，《史记》尽管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却不如左丘明的《左传》。《左传》就像一位淡眉素面，纻装素裹，下帷攻读的绝代佳人。它也从历史升华为文学，但没有《史记》那么极端，那么轻佻。《左传》就像端庄美人在高大的殿堂上裴徊微吟。此时，好色的男人尽管也窥间伺隙，但只是偷偷而为，提心吊胆，更不可能想方设法让她嫣然一笑。这不仅批评《史记》的文字不如《左传》自然本色，还从作品的教化角度，批评司马迁的文章太过文学化，甚至掺和不少非信史的内容，使严肃的传记变成“丽倡黠妇”的“长歌缓舞”。这个批评非常有见地。它似乎还提醒我们，《史记》明明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却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然后，又把班固与司马迁进行对比。认为班固的《汉书》好比日夜负重、鞭策远行的壮马，而司马迁的《史记》却是脱骧逸驾、日行万里的神马，从而批评《汉书》的叙事比《史记》繁细得多，所增添的部分有的是没必要的，甚至是司马迁故意省略乃至有忌讳的史料。这个批评尽管至今仍见仁见智，但格非的见解并非全没道理。尔后又将范晔与班固对比。李格非认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像个勤政劳师、威风八面的“钦差大臣”，他对自己专著中列传的序论等自视甚高，其实也只是形象生动“说”得不错而已，但说的都是一些小事。班固却是个“威健之吏”，他不动声色，但抓住一些关键的事情，让它们自己去现身说法，去模范地执行著作者本人的写作旨意。最后，以韩愈与班固对比。这回抑韩扬班。格非肯定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复杂，形式多种多样，就像“百家之聚”和“千室之邑”。然而为了创新，韩愈诗文过于追求新奇或古奥，竟然以丑为美。这就像书生遇到乘坐高车并有勇士随从的奕世公卿之不学无术的子弟一样，尽管鄙恶他，却又不由自己地向他磕头礼拜。除左丘明外，对其他四位古文家兼史学家，李格非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而且不畏权威，敢于正说，有的放矢，独具慧眼。这种批评风格，就是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21世纪文坛上，也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他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永洛城记》一卷，《洛阳名园记》一卷。然而，南宋尤袤（1127—1194年）《遂初堂书目》载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韩淲（1159—1224年）《涧泉日记》上卷载有《济北集》，而刘克庄（1187—1269年）《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称其“诗文四十五卷”。由此看来，北宋时有多种版本的《李格非集》在流传，但到了南宋却成了稀世珍本，故陈振孙（约1190—1249年在世）《直斋书録解题》卷八云：“格非苦心为文，而集不传，馆中亦无有”，《宋史·艺文志》也没收录。南宋卫湜在《礼记集说》一书中介绍：“李文叔《礼记精义》，就《曲礼》、《檀弓》、《王制》、《丧服小记》、《大传》、《少仪》、《学记》、《乐记》、《杂记》、《丧大记》、《祭法》十一篇中，随所见为之义。”看来，《宋史·文苑志》本传载其数十万言的《礼记说》，当是《艺文志》中所说的十六卷《礼记精义》的又一名称。“永洛城”，当是“永乐城”，又名银川城，建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即今陕西米脂县西北马湖峪。大概在绍圣二年（1095年），格非游洛阳后，不久又去永洛。不过，《永洛城记》与格非的绝大部分著作一样，已散佚。现在能够看到的，散文除前述的《宋故中散大夫致仕贺仅墓志铭并序》，以及《洛阳名园记》、《杂书》二篇，“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外，包括存目，尚有《廉先生序》、《破墨痴说》、《书后》、《祭淇水文》、《贺仅夫人秦氏墓志铭》、《傅尧俞疏》，《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等。另外，汪珂玉《珊瑚网》卷二，还载有几句他论写信的话：“与人简牍，事尽则言止，至唐未尚然。元祐庚午（1090年）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诗歌除前述的《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唱和》、《挽蔡相确》（断句）外，还有《挽鲁直》（断句）、《过临淄》、《初至象郡》等八九首。

《破墨痴说》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横文章”。乍看作者与客人在讨论南唐“李廷珪墨”的好坏，读到最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要从中引出教训以告诫大家：有许多东西就像“李廷珪墨”一样，人们不去考究它实用不实用，却一味被它的虚名所拖累。这当是天下所有“寒弱祸败”的原由和征兆。其文曰：

客有出墨一函，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馀种，一一以锦囊之。

诧曰：“昔李廷珪为江南李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宴。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墨无继者矣。自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其后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法当赐黄金，或天子宠异，则以此易之。余于是以两手当心捧砚惟谨，不敢议（缺三字）。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馀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

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辩。余曰：“嘘，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两宿不腐。’然吾贮水以盆营，不以墨也。”客复曰：“余说未尽，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膠败，辄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馀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辞穷，曰：“吾墨得色多，凡用墨一圭，他墨两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尝苦少墨也。唯是刷碑印文书人，乃常常少墨耳。”

客心欲取胜，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过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砚，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当自有识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难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为珠者，以其用之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召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

从前段的上下文看，“不敢议”后缺佚的当是“廷珪墨”三字，故“诧曰”之后应为格非听了客人“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后的“惊讶”之“说”，而不是客人的“夸耀”或“欺狂”之言。格非告诉客人：南唐廷珪墨确为空前绝后的奇珍异宝，这东西我见过。祖父那两丸是得自徐铉，父亲的是由皇帝赏赐的。由于是皇上计功行赏的，故每次家父磨墨作文，我就两手捧托着砚台，奉命唯谨，不敢非议它。三十多年来，我用的是薛安、潘谷作的墨，非常顺心合意。还真的不知道，廷珪墨和它们相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徐铉（916—992年），五代吴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工文辞，善篆体隶书，与韩熙载齐名，又与其弟徐锴并称“二徐”。南唐李后主时，为吏部尚书、左仆射、参知左右内史事。唐亡入宋，直学士院。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出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991年）坐贬静难行军司马。既然如此，那么，李格非的祖父当与常侍徐铉同事宋太宗朝，才能从他那儿“始得两丸”李廷珪墨，时在公元983年至991年间。

李清照在《上枢密韩肖胄诗》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韩肖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琦（1008—1075年）出生在真宗朝，弱冠（1027年）举进士，相仁、英、神宗三朝，去世时李格非还没举进士。因此，清照所说的“父祖”，意即她父亲的祖上；所谓“韩公”，在其曾祖时指韩肖胄的高祖韩国华（957—1011年），在其祖父时指韩肖胄的曾祖韩琦。据清《古今图书集成》引《歙县志》，北宋嘉祐年间，仁宗赵祯在群玉殿宴近臣时，确实也将奉为神品的李廷珪墨赐给臣下。也就是说，李格非的父亲约公元1027—1063年在世，他“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当在仁宗朝。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李清照就诞生在这个三世仕臣书香门第里。父亲为“苏门后学士”、著名的古文家和文学批评家，那是后来的事。此时，他任郓州教授，年龄至少有三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