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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话说李清照之儿童时代（第2页）

客人原以为格非会赞叹不绝，谁知道得来的却是热嘲冷讥。格非告诉他：“过去，李廷珪为南唐李后主父子做墨。他去世后二十年，然后有承晏；又过了二十年，才出现张遇。”承晏是廷珪弟弟廷宽的儿子，这个家法到承晏儿子文用以后，就失传了。因此，文叔接着说：“从此，李廷珪墨就没有继承者了。我的祖父就从徐铉那儿得了两丸。后来，我的父亲由于为皇帝作文章，写碑铭，按规章本来要恩赐黄金，或许是皇帝非常宠爱他，就改用李廷珪墨恩赐他。因此，每当父亲用廷珪墨作文章时，我就双手捧托着砚台，承命唯谨，不敢非议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用的一直是薛安、潘谷作的墨，非常顺心合意。还真的不知道，廷珪墨和它们相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张遇、薛安和潘谷，都是北宋制墨的高手。一直到南宋，仍“世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南宋蔡襄《文房四说》）。然而，潘谷墨，除了“杂用高丽煤”，且“煎胶之妙”等“次于廷珪”，以及“必入龙麝”，故“磨研至尽，而香不衰”外，再加上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对他的人品和墨品的喜爱，故也名重天下。在每月五次的相国寺百姓交易会上，潘谷的墨和赵文秀的笔、孟家道院王道人的蜜饯一样，都是固定摆在靠近佛殿的那个地方。

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他早时对父祖的廷珪墨不敢议论，现在又自称三十多年来用的都是薛安和潘谷作的墨，还真的不知道廷珪墨和它们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话其实与苏轼、庭坚等一样，是在异口同声推崇潘谷墨，而不是说他们终生“对李墨未谋一面”。因此，客人对文叔的此番言说，既不驳斥也没嘲讽，或许只在心里暗暗好笑：谁不知道你在借题发挥，乘机炫示自己的父祖是如何显达富贵光门耀户。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墨痴又带着廷珪墨来。格非又询问他。这回客人介绍得非常全面。格非缓了一口气，回答道：“我可能因此不喜欢廷珪墨了。尚且您说：‘我的墨坚硬，可以用来割纸。’然而，我割纸用的却是刀子，并不用墨。你又说：‘我的墨可以放在水中，隔二个晚上也不腐朽。’何况，我储存水用的是盒子和长颈瓶，而不是墨。”

客人又应道：“我还没有说完。世上的墨，一般使用不了二十年，它的胶就不粘了，而墨也就不能用了。我这些廷珪墨，如今已存放百余年了，还可以用。”

格非说：“这更加不值得重视。我的墨，每圭都只用二三年。何必愁苦它不能用上一百年啊?”

客人词穷意虚，又说：“廷珪墨耐用；一圭，相当于别的墨两圭多。”

格非说：“我用墨，一二年还不能用一圭，并且常常掉失，只好又换一圭，何时愁苦写字作文没有墨?只有刷印碑帖和出版文章书籍的人，才常常缺少墨啊。”

客人满心只想取胜，又说：“我的墨黑。”

格非应到：“普天下本来也没有白墨。”

其实，“普天下”不仅有白墨，还有红墨、黄墨。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载，楚王灵夔让人造了红白二色的墨后，就用白墨写在黑衣上，用红墨写在白衣上。红墨是用朱硃研细加胶后制成，故又称朱墨。《新唐书·王徽传》载，原先是用朱墨标明官员政绩的上下等级，后来考工员外郎王徽发现，时间一久朱墨会褪色，有人就偷偷窜改，于是就改用黑墨来注明等级。古人用黄纸写字，错了，就用黄墨涂它。正如俗话所说：“不得妄下雌黄”。成语也有“口中雌黄”、“信口雌黄”。由此推测，黄墨是用雌黄研细加胶合制而成的。大概瞬间就发现自己说错了，李格非当即又改口道：“不过，如果用它写出来的字果真比别的墨黑，那还可以说是上等的。”于是就取出砚台，叫客人走开后，便在一张纸上，—会儿用廷珪墨写，—会儿用潘谷或薛安墨写，让它们交错混杂在一起。

写好后，格非叫客人出来辨别，哪些字是用廷珪墨写的，哪些字是用其他的墨写的。客人辨别不出来，就愤怒地说：“天底下的奇珍异宝，都是有相当见识的人，才能识别的。”

“这正是我之所以要为难您的根本原因。碱砆为什么会被人当作美玉，而鱼目为什么不会被人当作珍珠，就因为它们在功用上不一样。”言下之意，既然碔砆不但像玉，而且可以当作美玉来使用，那何必指摘它只是一个像玉的美石，从而不将它当作美玉来发挥作用啊?因此，格非又说，“如今，廷珪墨的作用就是写字。如果只用于写字，那它和一般的墨有什么不一样啊?假如也只是用来写字而已，那么，它写出来的字也只是比别的墨黑些，这又算是什么宝贝啊?唉!不是仅仅廷珪墨啊!世间万物，人们不考虑它的功用，而被它的虚名所迷惑，那还多得很哩!这也是人世间之所以会有贫困衰弱灾祸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怎能可以不对世人极力吹捧廷珪墨的内心想法进行辨惑呢?”

事后，格非就将这件事写成文章，题为《破墨痴说》，而晁补之也将他经历的事写成《有竹堂记》。其文云：

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於经衢之西，输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於壁。

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埽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门窗几案，婢仆犬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无不论说。形容疆潮，而故评之。以致其欣悦，而於竹尤数数也。

顾其地狭而卑。天雨榛薉，蜘蛛之织，河柳、菟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过者，文叔必顾堂下，而语之读壁间记；仰棟而指其牓曰：“吾固诏客矣。”

客冁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亩、淇园之林，与南山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躯；其胶缭岨岩之上，而临百仞之渊。不特出屋檐，而摩墙堵也。暮春者，春雷隐山，万苛奋角，如犀兕作箨；解而出碧，一日百尺，弥望不可。以极於时，刀斧之取材者，度经围而得之，大小齐一。西转巴蜀（原作“笮”，误），南引江汉，浮渭而乱河困，束属而下者。为筒、为竿、为屋椽、揵菑、千丈之笮、徧国之藩篱。是赖与窍，而比夫律吕，以悲哀娱耳者，昔声满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庐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贸米盐而出之，其邻境者，竹也。夫此人岂知竹之爱翛然，而喜谆谆然，语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

文叔亦冁然而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贵贱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蓝田以抵鹊；沉为美木，而交趾以为槃食；彘、白鹇、锦雉，山中醢腊，而贵人以百金致；茗，以为粥，而胡人以为佩。夫物固有以多为贱，而以少为贵者。今夫王城之广大，九涂四达，三门十二百坊之棊，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宫接而垣比。车马之所腾藉，人气之所蒸渍。嚣尘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贫者置圊，无所况於其他哉。然则，环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几人也。则余所以揭之於楝而名之，书诸壁而记之；翛然而喜，谆谆然语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柏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独也，以夫少犹贵之使。余得见夫渭川、淇园与南山之荟蔚者，而游其间，虽多固不可贱也。夫多犹不可贱，而又况其少哉。

客曰：“唯虽然，吾闻昔王子猷好竹，尝曰：‘安可一日无此君。’闻吴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观之，经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将出，主人闭之。因尽欢而返。

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一作“嫂”）亦洒扫储具，借不邀客。客将造门，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

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之。

《有竹堂记》和《破墨痴说》一样，都假设一个“客人”来为难辨理诘驳，最后以陈述自己的志向思想，或寄寓某种哲理为结。这种文体，今人称为议论散文或哲理散文、哲学散文，古人叫作“设论”或“问对”。它肇始于屈原《天问》、宋玉《对楚王问》，或韩非子《难势》等文，但直接的“开山祖”却是东方朔的《答客难》。其中的“客”和“对话”，未必专指某个人或某时间里双方所说的话，这些可能都经过作者的概括或典型化了，但所说的内容却是真实的。因此，《破墨痴说》和《有竹堂记》两文，是深入研究李格非及其对女儿李清照作品、思想影响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章，也是进一步研究李清照身世及其童年生活环境的重要史料。举个例子说吧!晁补之称李清照的母亲为“文叔姑”（抄本《全芳备祖》作“嫂”），据此，李格非夫妇的年龄当比晁补之大，至少大一岁。也就是说，李格非并非某些专家学者所说得那样，是与张末同年（政和四年）去世；既然不在政和四年（1114年）辞世，那格非的生年也不好确定在皇祐五年（1053年）。不过，从《有竹堂记》的行文意趣看，那个“客”有可能是晁补之自己的艺术化身，他的年龄（1053—1110年）也不可能比李格非夫妇小得很多。何况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李格非还与齐州守梁彦深等人，同游济南佛慧山，并留下题名（《济南金石志》卷二）。因此，李格非的卒年约在公元1108至1113年间（宋徽宗大观二年至政和三年），生年当在公元1048至1053年间（宋仁宗庆历八年至皇祐五年）。又，晁补之在作于“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有竹堂记》中说：“今文叔居有竹”。据此，前文所述的与“客”对答，并非发生在晁补之作《有竹堂记》那一天。也就是说，“元祐四年五月”李格非“为太学正”，但他“得房於经衢之西”一事，未必就发生在“元祐四年五月”啊!而是早于“元祐四年五月”，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李清照七岁（元祐三年），或其六岁（元祐二年）啊。

总而言之，至迟在李清照八岁时，她就生活在东京开封府祥符县内蔡河边上一个“有竹”的狭小住宅里。那儿是她的“百草园”，也是她的“三味书屋”。有的专家学者“考证”说，李清照的“诗歌处女作当产生于十六岁那年”。其实，她在十岁以前就会作诗，到十四、五岁时“即有诗名”，且“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因此，童年是清照的早春，而少年却是她的丽春。

既然春天姹紫嫣红，那么，夏天当然是五谷丰熟的季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