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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2页）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趋人牧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窦窖，修困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馀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巧以**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

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欬、鼽嚏、疟寒、疥疠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时令论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为君人者法也。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举而废之，近而取之，若陈、隋之季是也。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时令，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不为之时，将因循**，而皆无其意焉尔。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相摩妖灾之说，以震动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今子发而扬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

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奚暇顾《月令》哉!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其有嚚然而不顾者，虽圣人复生，无如之何，又何册书之有?

若陈、隋之季，暴戾**放，则无不为矣。求之二史，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劲悍者，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犹十百而一遂焉。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

断刑论

余既为《断刑论》，或者以《释刑》复于余，其辞云云。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驱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缓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以有劝，为不善者月以有惩，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

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大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谓天也，非所谓大和也，是亦必无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

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

辩侵伐论

《春秋》之说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

然则所谓伐之者，声其恶于天下也。声其恶于天下，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夫然后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财，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馀，而以用其人。一曰义有馀，二曰人力有馀，三曰货食有馀。是三者大备，则又立其礼，正其名，修其辞。其害物也小，则诰誓征令不过其邻；虽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动天下之师。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斯为人之举也，故公之，公之而钟鼓作焉。

夫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诸侯，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变，然后以师问焉。是为制命之举，非为人之举也，故私之。私之故钟鼓不作，斯圣人之所志也。

周道既坏，兵车之轨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乱。一变而至于战国，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焉。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乎侵伐之端，则善矣。

六逆论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晋厉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顾所信何如耳！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甈卼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