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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 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第3页）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因此，他常责问自己：“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但是，曾国藩却还是做到了，他平生从“不蹈空言”，而且特别注重实效。

咸丰八年（18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现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激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协。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故谆谆教沅弟以为戒也。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对于一些人来说，之所以要谦虚谨慎，是因为在某一个圈子内你还没有成为既定的人际圈子内的人，你尚被大家列入另类。在有些人看来，你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如果你轻易地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即使见解再高明，也会招致上级的排斥和反感。

老子说：“真正的雄辩与讷言相同。”西方人也说：“雄辩是银，沉默是金。”“不言而言”这句话出自庄子，指人以沉默的方式来说服别人，用无言战术来达到目的。在佛学中，“沉默”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文殊法师问维摩诘有关佛学之说时，维摩诘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有一位禅师说他的不语就是不可言说的“道的本身，是禅的精义所在”。

因此，有时候，沉默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4。以自强为立身之本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曾国藩读过《周易》之后，他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并且，他还对《周易》中的“自强”思想加以发挥补充，使“自强”一直贯穿于他处世应变的行为当中，并且内化为了自己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一生，从个人的求自立，到国家的求富强，一直贯穿着这种自强的思想。他对王夫之刚直不阿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子弟说：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王而农（王夫之）……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甘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正是有了这种刚强的意志，曾国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或许可以说挽救了清王朝，使清王朝统治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立德，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谨慎小心，注重品德修养。他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的成功来自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没有任何权势支持，全靠自己努力奋斗。他身患重病，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其事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曾国藩经常谈论“刚强”二字，以懦弱无刚为大耻，他一生的事业，与他刚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提倡自强、倔犟，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治人所必不可缺的。曾国藩常以自立自省并省人，对子弟从不娇惯纵容。在家不染无赖之气，为官不染官宦之气，哪怕是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上，都体现出曾国藩决断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的性格使得他养成了不求人的习惯，自己站直了腰，别人便把他当成可以乘凉的树。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如果自己立得住，很多人都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恐怕仍是形单影只。对此，曾国藩有切身体会。在他治军从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

咸丰七年（1857年），他因不满清廷不重用，索性借口父亲去世，回乡守制。当时军中情势危急，许多人对他都很不满，包括一些亲朋好友。有些人认为他不能成大器，因此离开了他。幸亏他后来反省了自己，重新出山，人们才回到他身边。从此他知道了，别人之所以帮助你、跟随你，是觉得你能成大事，也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利益，并非因为你个人，但每个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子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其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其有多好的环境，而在其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奋斗，而非父辈的荫庇提携。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

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省自强确实令人感佩！

5。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

大多数人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庸人的思考方法，真正有才干的人往往会发现自我的缺点和不足，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提出了“求阙”、“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地进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讲到了“求阙”和“悔缺”：

兄尝观《易》（《易经》）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第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求阙斋记》，说明为什么要将居室命名曰求阙斋：

国藩读《易》（《易经》）至《临》（《易经》中卦名之一），而喟然叹曰：刚浸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也，消亦不久。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从这两段话看来，曾国藩的求阙观念一定源于《易经》。《易经》的《丰卦》上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都说明了世界万物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状态，“花好月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后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前者处于一种上升态势，接下来的将会更好；后者却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故而，曾国藩认为前者好。

咸丰七年（1857年）后，曾国藩的思想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以自然为法，故而曾国藩的求阙心态也便更加浓烈了，不但不作盈满之想，他甚至还提出“天道恶盈”的观点。恶者，厌恶、憎恨也，比之于“不求”又更进一步了。他为此特别看重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这些话。他对这两句话加以阐述：

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反省修正自己更上一层楼的。

古人云：“道之以德”，“德者得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得到人生的成功。“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成功者，在道德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实中的大量事实说明，很多人的失败，不是能力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道德的失败。

“自省”与“自律”是一种自动自发的行为，而在学问与道德的修养上追求自省与自律更难能可贵。曾国藩为人所称道的不仅是他的丰功伟业和屡败屡战的执著，还有他不管身处何时何地都始终做到自省与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