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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治军 泱泱儒学铸兵法（第1页）

第七章治军：泱泱儒学铸兵法

情感是人身上的死穴，善制人者，必善制心，因此战场上的名将，商场上的老手，无不信奉“攻敌不如攻心”的谋略。曾国藩把治家的理论，全部移植到了军队中，在军队内部创建军人的第二家庭，让他们来到军队就像来到了自己家一样，感受到温暖。他爱兵如爱子，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自己的部下，对待自己的士兵，从而得到了士兵们的真心拥戴，士兵们走到战场才会拼死杀敌，以报答将领的知遇之恩。在他的带领下，湘军内部逐渐形成一种亲和、团结、勇毅的氛围，而一到战场就能同仇敌忾，气势浩**，死生相顾。

1。泱泱儒学铸兵法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

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起义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占南京，随即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然而，这时的清朝主要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衰败不堪。清政府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果纷纷溃败。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装力量来协助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清政府便令两湖督抚劝谕地方士绅兴办团练。此时，曾国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制。这年二月，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上谕，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随即起程赶赴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曾国藩到达长沙后，面对日渐恶化的军事形势，他心里明白，八旗兵、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更不用说剿灭太平军了，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有鉴于此，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出一支组织严密并有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新的地主武装力量，才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在长沙解围之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湘乡等地调来了一千多团丁，以加强长沙防守。曾国藩到达长沙后，将这一千多人分为左、中、右三营，由罗泽南统率中营，壬叁统率右营，邹寿琼统率左营，每日进行操练。这就是最初的湘军。此后，经过半年的招募扩充，至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湘军队伍已发展到十营六千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从武汉到南京的长江水域，因此想建立一支水师。恰好此时，清政府也有创建水师的计划，于是曾国藩到了衡州以后就开始着手创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湘军水师建成。至此，经过整编后，湘军拥有陆军十营，共五千人，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水师五千人，以诸汝航为各营头领。合计员弁、兵勇、侠役共一万七千人。

湘军的编制与八旗兵、绿营兵不同，是曾国藩效仿明代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进行编制的。湘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设营官一人，掌管五百兵勇；营下设四哨，哨下设八队。对官兵的选拔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即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从而逐级加以节制，全军由曾国藩一人节制。在将士的选择上，将官多以士绅与儒生为主，而且主要将领间大多是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士兵以年轻力壮、朴实的农民为主。

同时，曾国藩又对士兵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其中，训主要是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练则指练队伍和练技艺。这样一来，曾国藩便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组成了一支强壮的私人武装，成了太平军的死敌。然而，此时由于曾国藩杀人过多也开始被人称为“曾剃刀”、“曾屠户”。

“其于兵事，素未梦见。”就像是后来蔡锷所说的一样。曾国藩是一个对于军事所知不甚多的文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他是如何组建湘军，使得原本属于地方节制的小武装势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为维护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而最终达到了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目的呢？

这确实是令人们感到有些奇怪和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在如今，竞争日益激烈，需要组建优秀高效的团队去获取成功的市场经济时代，曾国藩成功后的历史现象更为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所关注。

将传统的封建儒家理学观念同人性结合起来。通过“诱导”和“约束”，限制和压抑人性的弱点，激发和诱导人性之中的优点，从而形成湘军团队特殊的风气，这便是曾国藩在建设湘军，使得湘军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壮大和发展的魔法。

曾国藩认为，汲汲于文章学问，不是真正的豪杰，一定要立志高远，在诗文中他写道：“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他的志向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要以书出征，治国平天下，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功臣，既要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将“文以荷道”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大学问”家的特殊之处。

曾国藩把治家的理论，全部移植到了军队中，在军队内部创建军人的第二家庭，让他们来到军队就像来到了自己家一样，感受到温暖。他爱兵如爱子，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自己的部下、对待自己的士兵，从而得到了士兵们的真心拥戴，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死杀敌，以报答将领们的知遇之恩。

在他的带领下，湘军内部逐渐形成一种亲和团结的氛围。

2。政治教育是军队的灵魂

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

曾国藩以他的子弟兵——湘军起家，他募练湘军的过程最能体现他做事目标明确、贯彻到位的风格。他发明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练兵方式在封建时代尤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以自募之兵勇取代了国家的正规军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湘军能打仗、善打仗，这正是曾国藩鼎力训练的结果。曾国藩在湘军中推行了兵制改革，其一大特色是他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给郭良焘的信中慷慨陈词：

逆匪信天主之教，弃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听从敌人的谬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学贾氏（贾似道）官田之法，说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王安石）货民之说，说这都是天王之货。

这段话，与他在同月二十八日发布的《讨粤匪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有些字句也相同，它的中心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伦关系，维护两千多年的孔教统治。他在信中哀叹道：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哭于九泉者也。

这就是说，曾国藩自办团练之初便明确意识到，湘勇与太平军之间开展的大规模战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同时是两种文化之战，两种精神意识之战，两种社会制度之战。

因此，当他写信给郭嵩焘，动员他入幕时，曾国藩劝他不要认为入幕“替我走后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的常规，而以为公门千古就是变化的”。曾国藩的这封信，典型地说明他是靠竖起孔门的“忠义”大旗，来聚集那些崇尚名教、尊重名分的封建士子的。《湘军记》载：江忠源带楚勇援战江西时，“士人轻死陷阵，每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据。

在倡导忠义的思想指导下，曾国藩强调要创建“死党”。他反复向朋僚们阐明自己“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以让功，败则死力以相救。赋有誓不相弃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死党”，因此须“慷慨地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并且强调：“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统领它，“不收入营已久之兵，不用守备以上之将”。他表白自己的心境说：“余所求，不在乡勇，而在统领乡勇之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胆忠义之气概。”

对于招幕将领，曾国藩还提出了四个条件：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

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