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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治军 泱泱儒学铸兵法（第3页）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果然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他们即使平时有仇隙，可一到战场却能同仇敌忾，气势浩**，生死相顾。正应了孔子所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以及蔡锷所说的“有争愤于公庭，而言欢于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3。“勤”、“慎”、“诚”是选才之道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

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曾国藩告诫幕僚们：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当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哀，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作为一军将领，朴实廉正耿直是最可贵的。狡猾的将领，一遇到危险，他神情流露的变化，足以动摇扰乱军心；他言语的圆滑，足以颠倒混淆是非，所以湖南军团历来不喜欢用只善于言辞的将领。

在清末年间，中国历史出现了怪圈，那就是清廷所豢养的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为数达到八十多万，但打起仗来却派不上用场，倒是曾国藩自建立湘军之后，力量不断发展，继而繁衍出淮军、楚军、粤军等，为日后清朝统治的瓦解埋下了定时炸弹，也为20世纪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种下了祸根。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患呢？这都与将才的任用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入门弟子，对于李鸿章的才能曾国藩保持了肯定的态度，但对于他的德行曾国藩一向不敢恭维。认为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太看重金钱，过于讲求实际，如果放在自己身边多熏陶几年就好一些，但是当时的战事异常紧张，为了再组建一支淮军与湘军成呼应之势，非李鸿章这样有魄力、有才能的人出马不可。所以，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送李鸿章回到了家乡。果然，李鸿章很快招募了淮勇，并用洋枪将军队武装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可是，李鸿章统率淮军之后，并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对清廷唯唯诺诺，而是把淮军牢牢抓在手中，作为个人的进身之阶和政治资本。有了淮军的护驾，他在上海经营的近代企业不断发展；有了淮军的基础，他在山东营造的北洋水师就成了私人的力量；有了淮军的功业，他一个仗接一个仗地打并且毫不犹豫地从慈禧太后手中领得一枚枚帅印、官印，高高地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

选取良臣贤将是每位领导的心愿，一个企业或单位的实力也是由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的，那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人才呢？所谓将才，必须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因为他是领导者与最基层执行者之间承上启下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任用帅才须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标准：

——要分、明、勤。不分则不能使人心诚服，没有凝集力的集体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不明则是非不清，意图不明，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勤则纪律荒废，事务得不到认真及时的处理。所以，只有将才自身做到分、明、勤，才能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将才要有一点舍生忘死的精神，作为带兵之将要有身先士卒、敢于冲锋陷阵的精神，才能引导士兵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从政之将，要有献身事业，以身作则的精神，只有把精力全部贯注于事业之中去，才有资格要求自己的属下做到这一点。

——不追逐名利。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来的将才，必然不会很好地控制个人的欲望，当自己晋升得慢一些时就会怨气冲天，这样的将才再有才能，他也会影响属下去争抢薪水的高低、待遇的优劣，进而导致为毫厘之利而伤和气。

——要身心健康。为将之才上要沟通领导，下要联络士卒，既动脑又动手，十分操劳辛苦。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会因过度劳累而吃不消，容易生病；如果缺乏精神支柱的人，就会因日久而产生厌烦情绪，离心离德，难当重任。所以，对于将才来讲，体格强健、精神饱满是很重要的。

——要有忠义血性。如果说，为将之才必须要同时具备以上五点要求有些过分苛求的话，那么这第五点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帅才有优劣之分，也有擅长的区别，有的人多谋善断，有的人勇敢沉着，有文经之才也有武纬之士，各自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无论何种人才，若没有起码的忠肝义胆，血气良心，则最终是无法使人信赖和依靠的。

所以，选拔使用帅才要注意考察这五个方面。

4。技艺娴熟，乃能有恃无恐

怎样去操练士卒？怎样让士卒平时的操练能够真正地达到提高战斗能力的目标？仅仅依靠一个“勤”的想法是不够的，还要辅以一定的措施，才能使得士卒平常的训练行之有效。

曾国藩深受传统儒家理学影响，对于人性优缺点有着很好的认知度、把握度，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提倡以“勤”练兵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够起到提高湘军整体作战能力的作用，但是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人的本性之中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弱点：“惰性”和“放纵”。正是由于人身上具有这两种弱点，便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或许，在对士卒训练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时间一久，人就变得懒散起来，变得对自己放纵了，操练起来敷衍了事，就像是为了完成一个额外的任务，心不在焉使得操练变成了一种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形式，或许还会产生更加不可想象的结果：使得操练荒废。

怎样去避免像这样的情况出现，将这些存在于人体，在每一个湘军士兵身上都不可能避免的“惰性”和“放纵”压制或者消除，使得操练成为真正能够提高湘军战斗能力的有效方式呢？对于人性有着深刻认知的曾国藩知道，要压制或者消除人性之中的“惰性”和“放纵”，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约束和强制才能够真正地起到作用。

俗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曾国藩明白，要想对湘军的士卒约束和强制真正达到通过平时的操练提高作战能力的目的，首先要做的便是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训练的规章制度和准则，给湘军士卒画上一个圈，告诉他们一个规矩，让他们按照曾国藩所设计的步骤，朝他所想要的预期结果迈进。

在规章制度之中，曾国藩不但明确地规定了湘军士卒所应该操练的内容、时间，以及一些别的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的训练方法，并且还制定出了奖惩规定。

总的来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操练内容可以概括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操，指的是上操；演，就是让湘军士卒演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具体指的就是巡逻、站岗、放哨；点就是点名。

对于这四个方面，曾国藩是这样具体规定的：在每天早上、傍晚湘军士卒各上操一次。关于对武艺的演练，曾国藩对于新招募来的士卒尤为重视，要求他们在每十天之中：三六九上午练习武艺和阵法；一四七的上午练习抬枪、瞄枪、打靶和阵法；二八练习长跑和跳远；五十练习连环枪。而每天下午对于刀枪等器械的练习，也是新来士卒必不可少的训练。新来的士卒和原来的士卒，只是在练习武艺的内容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于巡逻和点名，曾国藩也照样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点名，则是在中午午后、晚上熄灯之前各点一次。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曾国藩知道，仅仅是制定出规章制度并不一定能保障士卒真正地按照其所规定的去做。要想使得湘军士卒的训练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保障规章制度能够执行，便需要有一个严厉的奖惩作为标准。并且，严格地按照规章制度方面所规定的执行。同时，在制定出这些严格的规章制度并要求士卒和部属严格地执行之外，还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片面的规章制度并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只有真正地使湘军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才是他所想要的结果。

为此，曾国藩竭尽精力，从各个方面着手，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用来约束和限制湘军士卒和部属，要求他们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战斗技能的训练之中，以提高湘军的整体作战水平。不过，在做这些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从自己对于人性优弱点认知为出发点，做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首先，他拒绝湘军士卒、部属与绿营士卒交往。曾国藩之所以在日常的士兵操练之中有着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他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他十分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流传已久的至理名言。他痛恨绿营军中的各种恶习，认为绿营军的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如果一旦湘军之中的士卒和部属与绿营军兵相交过多，则将在平时的交往之中潜移默化地染上绿营士卒的恶习，并且使之像瘟疫一般在湘军之中蔓延传播。这样一来，便会在湘军之中形成不良风气，严重影响湘军的日常训练。为此，曾国藩不仅要求湘军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地割断联系，并且严格要求湘军之中的士卒和部属断不可与绿营士卒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