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交友: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屈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1。关系是成大事最大的财富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曾国藩说:“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关系”之学对于曾国藩来说,简直是每天的必修学问。曾国藩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最有效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了两点:一是,进可以为所欲为地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是,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按曾国藩自己的话说:“网结天下,雀无所逃。”
曾国藩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是非常懂得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的。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清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多达八十三人。”而且,这个数据,薛福成本人还未列入其中。而后世学者有的统计则超过了薛福成的统计数字。在这八十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的极盛之时。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曾国藩一向不睦,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国藩急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广东最为富庶,除地丁、漕粮外,还有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在其他省份征收一两项就已经不错了,而广东一地则四者兼而有之。所以,曾国藩为了达到除去劳崇光的目的,曾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皇室,要求重新指派大员到广东办理厘金事务。
劳崇光自然不肯就此罢休,但朝廷深知曾、劳矛盾不能协作,为了能够及时筹到军饷,皇室不得不调走劳崇光,而重新指派曾国藩的同年及好友晏端书、黄赞汤接任广东省督抚,帮助曾国藩征管厘金事务。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各地方封疆大吏就能够互相照应,从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编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关系大网,使他们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致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两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分力量。联姻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肯定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令自己做起事来更加容易。
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了亲家。另外,曾国藩的至交兼亲家郭嵩焘也是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市)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走上了科举功名的道路。十八岁时,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结识了。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嵩焘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鼎力相劝,以图明年再考,之后二人共酌酒数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郭嵩焘再一次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因此,郭嵩焘还是从内心里感激曾国藩的,而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
由于有着上述原因,后来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终于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须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咸丰八年(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同治四年(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同治五年(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为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也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命护卫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旧好,加之李鹤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了儿女亲家——李鹤章的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后来,曾国藩密保干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节制浙江省,并破格任命刘蓉为四川布政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李续宜回安徽巡抚本任,甚至任命大员,清廷也都听从于曾国藩的意见。因为清朝政府为了稳定新体制,从派系关系、军事实力考虑,都不得不依附于湘军集团。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也就变成了一体。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人生在世,单个人是无法做成任何事情的。凡想做成大事者,都必须经营好自己的关系网络,学会如何借别人的力来成就自己的事业。2。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
曾国藩曾说:“网结天下,雀无所逃。”可见其交友之决心、信心,也由此说明他把结交朋友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这都是真真切切的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的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的名声。由于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唐鉴)先生、艮峰(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吴廷栋)、窦兰泉、冯树堂(冯卓怀)数人;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邵懿辰);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汤鹏);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王锡振)、朱廉甫(朱琦)、吴莘畲(吴尚志)、庞作人(庞文寿),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的,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良师益友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好的朋友可以患难与共,痛痒相关,呼吸相顾,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坏的朋友将会把你引入歧途,甚至带入鲍鱼之肆,成为一生的疼痛。曾国藩则很会择友,深刻领悟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和我们结交成朋友呢?曾国藩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这样说:
余在金陵与沅叔(曾国荃)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还皖,体中尚适。余与沅叔蒙恩晋封侯伯,门户太盛,深为抵俱。尔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事事请问意臣、芝生两姻叔,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十六日出围,十七八日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听榜信后,再起程来署可也。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此嘱。
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系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也就是结交朋友的好坏,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一个人在世上交了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相互交流,相互砥砺上进,则生活和事业可以有好的局面;若交几个坏朋友受到坏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也就会被坏的氛围笼罩。所以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人才辈出,是这一地区、这一时代的人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砺,才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
什么样的朋友最可交,当然是忠义血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心地坦诚、肝胆相照,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一样甜言蜜语,不一定会让你处处开心、时时舒服,但危难之时则可以拔刀相助,为你赴汤蹈火。曾国藩结交的江忠源就是这种类型。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成为了朋友。第一次交谈过后,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可以说是众人惊疑。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了湘军的得力干将,曾国藩称赞他为“儒文侠武”。
曾国藩以有血性、有胆识,与江忠源成了好友。最后,江忠源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
还有,曾国藩结交的陈源衮,虽然陈源衮有时心地高傲,让人难以接受,但他却是一个有血性、有胆识的人。有一次,陈源衮病后,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守护在他的身旁。之后,陈源衮做了知府,也为曾国藩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其次,就是结交胸有大志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从北京写信给其弟:
至于家塾读书之说,我亦知其甚难,曾与九弟面谈及数十次矣。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告诫其弟,身边的那些同学朋友都是些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恨事。嘱咐他,“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又说:“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给其子曾纪江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果不其然,三者均成就了事业。曾国藩手下也因此群雄影从。
再者,就是结交学富五车者,曾国藩结交的刘传莹、何绍基、罗泽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