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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 网罗培育推荐02（第3页）

根据人物心性才情的变化，曾国藩总结出评价人物的九大品质特征：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忠直奸邪的在于神正直明朗与否，智明愚暗的在于精清爽明快与否，勇敢怯懦的在于筋劲健与否，坚强柔弱的在于骨强硬与否，沉浮静躁的在于气沉定与否。

曾国藩认为，“精惠则智明，精浊则智暗”，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这个“精”，与“精明能干”的“精”字意义上有些联系，但识别起来，并不容易。古人谓人有“精、气、神”三性，“精”指一个人才智能力在气质上的外部显露。花气袭人是芳香，人的才情心力也会像花香一样有灵。

品质的复杂，加上个人修养和环境、营养等因素的外在影响，有些人的“精”和“神”表露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处于落魄颓丧时期，普通人难对此一目了然，一洞澄明。这就需要识人者运用经验和感觉去进行综合判断。

许多人都有这种体验，一看某人，就知道他聪不聪明，道理即在于此。这即是观“精”之说。

至于“气”，曾国藩通常把人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

无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至于“神”，曾国藩则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性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具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褊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怀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而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观“神”的道理。

“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勇怯。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骨硬则质刚，骨软则质弱”，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骨，能识别其胆量、强弱。筋骨强劲，其人勇猛有力，筋骨松懈，其人怯懦乏劲。骨健，其人强壮，骨软，其人软弱。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在治军时期，对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观察其谈吐行藏，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陟。

曾国藩认为：“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昂昂。”也即观察一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是指“容止”，也就是现代所指的仪容、仪表以及待人接物。

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心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了。容止正派，其人内心也会纯粹，必无庞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

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一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其次，就是观言语。言为心声，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情柔顺和祥者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才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性才情。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

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眼睛明亮清澈者，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眼睛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比如，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中，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成功久终。皆能一一应验。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

有人说，曾国藩做人极善观人、笼人、用人、控人，为什么他能有这样一套驾轻就熟的功夫呢？这与他擅长摸透人的精、气、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0。以诚待人，众望所归

曾国藩以“诚实”结人心，众望所归，其幕府不仅为人才总汇，而且为文武官吏的实习所。一时间，将帅疆臣相继由幕府而出，最终成就同治“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的幕府中，人数众多，贤才如云，分工详细，任何方面的事都有人辅佐，这些雄厚实力的幕僚也成为了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基石，也为各幕僚人员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规模恢弘，济济多士。

幕府，本指将帅在名以营帐为府署，后借代古代达官的参谋班子和办事机构。我国的幕府制度，源远流长。衍化至清代，毕沅、阮元，广开幕府，各集一代俊秀，而曾国藩的幕府尤称盛大，并且它既具有古代幕府的一般性质，又体现着19世纪中叶浓郁的时代氛围与曾国藩个人的性格特征。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回湘办团练，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

古代幕僚，多为清客或谋士；有的也充当文案、刑名等佐助人员，极少数则为编书、刻书之类。而曾氏幕僚的整体职权却远不止于此，他们掌握部分政权、兵权和财权，直接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与军事指挥，管理厘、盐、粮饷、漕务等项，从事军需后勤工作，设立编译馆，选派留学生，办工厂，造兵器，指令交通运输，甚至撇开清朝廷的中央政权，直接进行外交和外贸活动。更有甚者，督抚享有保举官员的权力，握有罢免惩罚下级官员的权柄，因此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以入幕为进身之阶，由幕僚跃而成为地方长官或军事元戎。

曾国藩幕府内有文武百官，取厘金以为度支，练湘军以为实力，集用人、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又据有天下财赋之地，人文荟萃之区。所以其幕府无异汉人朝廷。此种外重之势，一旦形成，督抚自必稳操黜陟之柄。

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自布衣、秀才、举人、进士以至翰林，均为座上之客，无所区别；论幕中活动，自文牍而将兵，收道学而科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论出幕后功名，自牧令以至大学士，各遂其志，各适其所。所以幕府在治事上的影响，已不可等闲视之。

以诚待人是曾国藩做人的成功之处，正是他这种与人交往的原则，使得他聚揽了天下的优秀人才，为他的事业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主张待人一定要宽恕，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可以不必过于认真。正因为此，他在军队中颇得人心。

曾国藩曾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知足常乐、骄傲自满，忌讳有二心于人。“二”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

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得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意思就是说，各地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那么不能让他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说的“取人之长，教人向善”，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所以，恕也是一条原则。

一般来说，上司笼络下属的手段，不外乎官职、钱财两种，但有时上级对下属不必付出实质性的东西，而只要通过某种表示、某种态度，便能给下属最大的满足，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因而感恩戴德，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劳。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向欲拉拢的一方施以恩惠，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以为将要用到的人，更是如此。其实，收拢人心，最重要的要针对对方的心理。给地位卑贱者以尊重，给贫穷者以财物，给落难者以援力，给求职者以机会等，这才是收拢人心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为官者要对部下示以宠信的同时，还要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大度，尽可能原谅下属的过失，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笼络手段。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那些无关大局之事，不可同部下锱铢必较，当忍则忍，当让则让。对部下宽容大度，是制造向心效应的一种手段。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因而，二人虽有师生名分，且又同朝为官，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不免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左宗棠多次嘲讽曾国藩，但曾国藩不以为忤，反而数次保荐左宗棠，助其在仕途上步步升迁，最终取得平定新疆之不世之功，成为继曾国藩之后的一代名臣。

一个人生活的境界有高有低，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人之道就是处世哲学中的核心。学会为人，可以把办不到的事奇迹般地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