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阁

第五章忠义之忍（第3页）

ixixixrr

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ixixixrr

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在霸上和棘门的军营，车驾直接驰进营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周亚夫管辖的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

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岀来，甚至在临死的时

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

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得罪权贵绝食而死

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窦太后也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

七国之乱时，吴、楚联军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任由吴、楚联军攻打梁国。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不奉诏”，只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失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欷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

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不好发火。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有六个酋长请求归附，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编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绢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编的儿子也曾潜行人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

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

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霍

tyso

现实中像周亚夫这样的憨直之人很多，或许是直到失意时也没仔细地想想原因。有些时候，人情世故是由不得性子的。

岳飞冤死风波亭

封建传统官场的学问很多，要会忍、拍、欺、结，不然就危险了。岳飞是民族英雄已是历史定论。可是岳飞年轻气盛，不知做官不在功而在忍。他打仗能忍，政治上不会忍，最终冤死风波亭。

功勋卓著触怒高宗

岳飞是个民族英雄，作战勇敢果断，纪律严明，金兀术等金国将领最怕与岳飞的部队打仗，因为与岳飞打仗，几乎是只输不赢。就是这样一位忠良之臣最后却落个冤死的结局，可悲可叹！这与宋高宗、秦桧等卖国有关，同时也与岳飞不会忍耐有关。

首先，岳飞抗金的口号是“迎还二圣”。“二圣”指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他们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俘虏北去。凡是爱国思想，不愿甘当汉奸的人，都把收复失地，迎还二圣，作为自己为国尽忠的具体表现。岳飞与当时广大爱国军民一样，对此显示得尤为突岀和强烈。

早在高宗刚即位时，岳飞就上书请“恢复故疆，迎还二圣气可是，这个口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确实也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会与怀疑。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迎还二圣“势必会对宋高宗的皇位有功摇，所以”迎还二圣“的口号触犯了宋高宗的忌讳，这就是岳飞后来被杀的祸根。

更重要的是，随着岳飞功劳日高，兵将日多，权力日大，与高宗之问确实岀现了一些矛盾；而且，这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还在日益明朗和激化。

绍兴七年正月，高宗和宰相张浚商议，欲乘胜恢复中原。考虑到几年来，岳飞在战场上的表现及其在诸将中的声望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要在抗金方面有所作为，自然非他莫属。便下令岳飞速来京奏事。三月九日，岳飞到建康受到高宗接见，经过多次交谈，高宗认为他见识大有进步，议论皆有可取，决定加以重用。岳飞自然感到极大的信任，必须加倍努力，决不辜负知遇之恩，当即亲手写了北向用兵的详细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致身报国，复仇雪耻“的决心。

谁知，转瞬间高宗对岳飞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这时秦桧又担任了枢密使，极力宣扬和议。宰相张浚则认为统一节制全国的军马，指挥北伐的重任应该归他自己，不能交给岳飞。秦、张二人各从自己的角度提醒高宗，不能让岳飞有太大的权力，会出现尾大不掉，威震人主，难于控制。高宗于是改变主意。岳飞愤然上奏请求解除军务，不待批准便离开建康，回到庐山东林寺去给亡母守孝。

张浚对岳飞这种”抗上“的行为极为不满，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高宗果然认为岳飞居功骄傲，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便派兵部侍郎张宗元去担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想乘机剥夺岳飞的军权，幸好有人及时劝解高宗，岳飞本是粗人，受不得委曲，只是所见不同，也许别无他意，忠义可用，应予谅解。于是派人去庐山，赐诏抚谕。来人以死相请，岳飞只好回朝。岳飞见到高宗后，承认有罪。高宗当然好言相慰，当即召还张宗元，让他仍回鄂州担任原来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君臣之间的矛盾终于缓解了，但再也难以弥合这已经出现的裂痕。

一次，岳飞接到回朝奏事的命令，便与随军参谋官薛弼一道乘船沿江东下。途中，岳飞对薛弼说：“我这次回朝，准备奏陈一件有关国本的大事。”薛问何事？岳飞说：“近得金人情报，准备将钦宗的儿子赵湛送回汴京，立为傀儡，阴谋制造两个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立储实为我朝当今国本。皇上后嗣乏人，不如将在资善堂读书的养子赵伯琮，正式立为太子，以便破坏金人阴谋，安定人心。”薛弼认为身为大将。不应干预这样的事。岳飞说：“臣子一体，应当直说，不必顾虑什么形迹了。”

岳飞到达建康后，受到高宗的接见。在谈过一般的公事后，岳飞进读了请求立储的密奏，读着读着，发现高宗的脸色不好，勉强读完之后，便诚惶诚恐地俟立一旁静听吩咐。只见高宗冷冰冰地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在外，此类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啊！”岳飞听了，只好神情颓丧地退出。接着，高宗便接见薛弼，首先问他可知道岳飞奏请立储事，薛弼只好说：“臣虽在幕中，但从未听他说过此事。这次来行在途中，常见他在舟中练习小楷，知道他在书写密奏。他的所有密奏都是自作，外人从不参与。”高宗说：“你可按照你的意思，

o来，高宗对岳飞的疑忌更深了。

岳飞很难理解高宗为什么不同意他”相机进取“，去收复中原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