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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明太祖时代（第4页）

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朱元璋诏令，以《律令》为基础，仿照《唐律》，开始详定《大明律》，修订的过程中，摒去了一些较为严酷的条文，使得整部法典的量刑相对宽松。洪武七年，《律令》修改告以段落，更名为《大明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等十二篇。它的颁布给社会稳定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尝到甜头的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再次下令修订。他在诏书中说道：“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者。”丞相胡惟庸、汪广洋开始主持修法，这个时期的《大明律》虽然不断的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就整体内容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了修订《大明律》，朱元璋还心血**的投入到了“普法工作”中。他将一些刑部审判过的重大案件汇集起来，亲自写定了一部刑典《大明律诰》，用以补充和解释《大明律》。名义上虽然是邢典，但里面却更多的是一些案例汇编，以及说教的文字。在推广《大诰》方面，朱元璋也想尽办法，他甚至亲自到午门，给人们解释《大诰》的“立法宗旨”。受此影响，地方官员也开始纷纷在辖区内有模有样的办起了“民间普法培训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大明律》和《大诰》被迅速的被推广至民间。可即便如此，“朝杀而暮犯”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洪武二十二年，刑部上奏：“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在此建议下，朱元璋再次下令修订《大明律》。这次修订可以说是对《大明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新，它继承了前朝律法的优点，但是又进行了结构性的变革，同时，受“胡惟庸叛乱案”的影响，“刑用重典”的思想被再次提及。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又经过一番大的变动后，最终定本刊行。从吴元年《大明律令》的颁布算起，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三次大修《大明律》，期间纠补次数不计其数，可谓是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而“礼”与“法”的结合，更是让《大明律》成为古代法律的里程碑。

除了对维护明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大明律》对邻国日本和朝鲜的法律建设也起到了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正德年间，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文化，日本政府积极的购买了包括《大明律》在内的大批书籍供幕僚们研究。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究《大明律》的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大明律》中的一些理论思想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法典中。一些日本学者还将自己对大明律的研究编著成书，《明律例释义》就是比较有名的代表作。

与日本相比，朝鲜所受影响则更加明显。朝鲜王朝时期，太祖李成桂甚至在自己的诏书中明确写道：“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而《朝鲜经国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由此可见，朝鲜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借鉴，而是将《大明律》实实在在的运用到了本国的法制体系中。

《大明律》经过数次更改后，将法家的刑罚和儒家的礼法有效的结合起来，采众家之长编著而成，可以说是开中国法律变革之先河，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代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它也成为了当时东方先进法学文化的代表，对后世中国及周边邻国的法律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光明顶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地方，当年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张无忌凭一己之力挽救明教于危亡之中，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此诞生。张无忌不过是作者笔下一个鲜活的艺术形象，而明教和光明顶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世上的。在浙江临安与黄山歙县接壤处，有黄山的一个主峰，这个峰顶平坦而高旷，向东望去可观东海奇景，向西望去，则有炼丹、天都、莲花、玉屏、鳌鱼诸峰尽收眼底，是黄山的标志性景点之一，这里也正是明教传说中的圣地--光明之顶。

在中国的宗教史上，明教是确实曾经存在过。魏晋时期，有一个叫摩尼的波斯人糅合了西方的基督教、东方佛教以及一些其它教派的观点，自创一派称之为摩尼教。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不过都是明暗二宗两股力量在左右，明就是光明的，暗就是黑暗，在光明能够照到的地方，一切的黑暗势力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处，当光明战胜黑暗后，人们便会走上光明的极乐世界。唐朝年间，回鹘人帮助唐朝皇帝打仗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唐朝政府公开保护回鹘人信仰的摩尼教。后来回鹘内乱，唐平叛后，开始正式禁止佛教及相关教派的传播，摩尼教也只好转入地下，改称明教，成为秘密的宗教组织之一。

明教的教义经过时代的变迁，也开始逐渐的转变，开始糅合更多中国本土的东西进去，于是到了宋朝时，明教已经成了一个杂七杂八什么都信的新宗教了。宋朝时候，明教的教义由简单的明暗之说，发展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至于教众则是什么模样的都有，比如农民、秀才、官员、大盗等，真可谓是海纳百川。由于明教的组成多为下层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所以一直与朝廷呈对立的关系，只能地下状态的形式存在，所以明教组织极为分散，浙江继续保持摩尼教的名称，而福建在更多的称之为明教，其它地方的名称就更为五花八门。

北宋末年，长期收到朝廷压抑的明教教众曾经有过一次集体的大爆发，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组织明教教众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这场农民运动席卷了宋朝的半壁江山，虽然起义失败，但是明教的影响力却开始呈现扩张的趋势。南宋以后，明教与另外一个地下宗教白莲教开始了广泛的合作。到元朝末年的时候，明教和白莲教教徒已经成为成为反抗元军暴行的主力，尤其是红巾军中，大部分都是白莲教的教徒。但是由于当时的宗教情况较为混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红巾军领袖韩林儿称自己为“小明王”，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拉拢明教教宗。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彭莹玉的影响，而彭莹玉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明教徒。在攻打滁州、夺下集庆的过程中，可以说朱元璋用的那一套大部分都是明教的那一套。在后来的打江山的过程中，朱元璋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好友的思想，打着明教的旗号攻城掠地，客观的说是利用了明教教众。徐达在征缴张士诚的檄文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话：“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翼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这个时候，朱元璋及他的部将已经开始卸磨杀驴，否认明教在其斗争中的积极因素了。很多人在看过金庸的小说后，简单的认为，朱元璋之所以在建国后将国号定为明，是因为他曾经是明教的教徒，这样的理解不免有些偏颇，有望文生义之嫌，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在任何历史记载能够证明二者的相关性。

明教的衰亡实际上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脱离波斯摩尼教大本营后，明教已经没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持，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在后期更多的依附在了佛、道两教上，以及在动**社会中，被压迫民众对于光明的向往。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光明的到来。因此，面对朝廷的绞杀以及日益缺乏的群众基础，明教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没落之途，只留下光明顶向后人诉说这段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了。

世外高人张三丰

李连杰在《太极张三丰》穿着一身黑色道袍，将太极神功挥洒的潇洒、自如，不论是扮相还是打法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一些不知太极为何物的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太极真的是太帅了，还有的人在看了少年张三丰之后，为那位贫苦少年的传奇一生而暗暗叫好。总而言之，在后人眼中，张三丰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能杀人于无形之中，千里之外取敌将头颅更是易如反掌。也有一些人认为，张三丰一定是来世间传授养生之道的大罗神仙，因此将他奉若神明。关于张三丰的历史传说有很多，什么样的古怪说法都有，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传说都认为张三丰是一个高人，相当高的高人。

张三丰武功高不高暂且不论，但个头应该是不小，史书曾记载张三丰“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可能让女影迷比较失望的是，张三丰一点都不像李连杰那样长袍马褂般帅气，相反他还颇是有点“张三疯”的味道，因为在史书中张三丰为人**不羁，常年只穿一件破衣服和一件破蓑衣遮风挡寒，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还被人们冠以“邋遢道人”的名号。至于《少年张三丰》里面讲述的那些故事，则完全是虚构的内容了，张三丰成名后才让世人瞩目，在此之前的事情，在诸多的史书中都没有提到片言碎语。

张三丰字君宝，出生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辽东懿州（今辽宁省阜新市），元朝还没有灭亡时由于善书画、工诗词，还曾经一度做过中山博陵令，后来开始习修道法，到明朝初年的时候，张三丰以“大元遗老”自称，过上了行踪不定、云游四海的生活。朱元璋出身与白莲教与明教这样的民间组织中，虽然后来严禁邪教传播，但是对于道教还是情有独钟的。武当山的五龙宫是作为道教圣地之一在战争中被糟蹋的破烂不堪，后经邱玄清的努力，五龙宫修复一新。皇帝朱元璋知道后，对邱玄清的行为大加赞赏，还为此事破格的提拔他做了太常寺卿。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邱玄清来接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张三丰而已。

明成祖朱棣在夺侄儿的江山之后，也开始寻找这位当世的“高人”。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朱棣对于张三丰的兴趣似乎更加浓厚，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他曾先后六次派人到天下名山寻访张三丰，历经十多年的时间，可还是一无所获。关于这段历史，后世记载较详，但这更像是一种口号，因为在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明着追捕显然有失体统，所以朱棣更像是假借寻找张三丰之名，在打探建文帝的下落。

由于遍寻不得，人们开始对到底有没有张三丰这个人产生了疑惑，甚至他到底有没有到过武当也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张三丰这个人确实是有的，而他到武当山讲学也应该却有其事，明史对这段文字的记载还是比较严肃的，而武当山能够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托了明朝初年皇室对道教的扶持。

这位“高人”除了不喜欢与皇家打交道外，平素还是十分轻易进人的。《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日，张三丰和徒弟说自己估计活不了多久了，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撒手人寰。可是在门徒们准备下葬的时候，张三丰却喜笑颜开的从棺材里面出来告诉大家，自己只不过是想开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这段记录成为神化张三丰的主要依据，认为张三丰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能够真魂出窍。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有些无稽之谈。张三丰本人身怀绝技的，他曾有过“以单拳杀贼百余，遂以绝技名于世”的经历，这是历代道家高人中唯一在史书中有武功记载的，习武之人，身强体壮，通过一定的功法使自己在短时间内闭息是可以实现的。

说到武功，在这里就需要着重讲一讲人们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太极拳。事实上太极拳并不是张三丰的首创，更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因为没有一本严肃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张三丰和太极拳有关联。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晚清，当时一个姓杨的武师为了强调自己的太极拳法的正统，假借张三丰之名推广，他的目的最终达成了，杨家班迅速的召集来众多的弟子，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三丰创立太极拳的观点广泛的被人们接受。根据武当派的一些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张三丰虽然不是太极拳的创建者，但是极有可能是太极拳创立后第一个将其发扬光大的人，或也有可能是使太极拳中兴的重要人物。

沈万三早死了

和刘伯温一样被神化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大财主沈万三。传说，朱元璋刚刚登基时，沈万三作为江南有名的大财主，曾多次试图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朱元璋面前邀功。被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南京城的修建和犒赏三军。

朱元璋登基后，面对空虚的国库整日哀叹。这个时候一个叫沈万三的江南商人来到南京，答应朱元璋帮忙修建因为饷银亏欠而一直没有竣工的东南城墙。朱元璋听了十分开心，答应他事后必将有赏。结果，没用了多长时间，沈万三就将拖沓了几年都没有修好的城墙修建好了，而且看上去比原先修好的还更加气派，这让朱元璋十分的郁闷，但是不好发作。沈万三修了城墙后，不懂眼色，他觉得自己越肯出钱，就越是能博得这位皇帝的开心，于是他就又和朱元璋说，他愿意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让朱元璋恼羞成怒，因为帝王家的军队岂是你一个商人想赏就赏的，然后便借故砍了他的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传说与沈万三有关，比如他的聚宝盘，后来变成了财神爷等等，这些应该都是源于人们的想象以及对财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此权当故事来讲还是不错的，如果真当历史来讲就有些贻笑大方了。

历史上确有沈万三其人，他的真名叫名沈富，字仲荣。还是在元朝末年的时候，沈家就已经是苏州当地赫赫有名的巨富人家了。《留青日札》中记载说“今人言富者，必曰沈万三秀云。盖元末人云，沈姓，万三行。”那个时候，为了显示对地方巨富的尊重，人们习惯在称呼对方时加一个“万”字，由于沈富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沈万三”，同样，他的弟弟沈贵也被人们称呼为叫“沈万四”。沈家能够发达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聚宝盆，而是靠着沈家的父辈们兢兢业业“躬稼起家”。《留青日札》中对沈家早些年的经历给予了客观的记载：“初居东蔡村时，人以圩菜之地归之，佑（沈三万的父亲）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赀。”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沈万三只不过是农耕世家出身而已。

沈家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攫取到第一桶金之。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那就是海外市场。由于沿海经济繁荣，海运业在当时也较为发达，沈家及时的瞅准了这块市场。他们现实购置回大量精致的瓷器和纺织用品，然后通过海运输出到东亚各国，远的甚至可能销到了西亚和非洲。在返途中，又选购了海外番邦的各种物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奇货可居，所以回来后沈家的财产开始呈现几何级的增长，通过几次这样的海上贸易，沈家恐怕是想不富都难了。

在外贸交易顺利进行的同时，沈家也没有忘记根本，他们开始用钱大量的囤积土地。元朝末年时，农田水利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使得稻田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按沈家当时的实力，大规模购进土地成为现实。而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租佃关系便会迅速的蔓延，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靠给地主家打工来养家糊口，这在客观上又为沈家解决了种田工人不够的问题。再者沈家一向对农田的改造颇有心得，“粪治有方，潴泄有法”是他们家发家致富的根本，于是农田成为沈家发财致富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苏杭一带一向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沈万三家成为苏州最大的地主时，就预示着他们将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稻米供应商。最辉煌的时候，沈家既可以向北为元大都输送食粮，又可以同时保证南方的供给。偶有剩余，也可以通过海上通道解决掉。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到明朝初年沈家富甲天下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沈万三

沈万三生于元朝，到元朝末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所以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修城墙，当然也不可能替他犒赏三军了。沈家一脉一直在江南默默无闻，既没有出仕，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儒雅的文士，所以并不为众人所熟知。沈家之所以被人熟知是朱元璋推行了粮长之后的事情，沈万三的子孙因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良田而引起朝廷重视，朱元璋还一度将沈家的子孙召唤到朝廷做官，在这种情形下，不排除沈家的后辈为了巴结皇上而大肆的送钱送物。而这也很有肯能导致了沈家最后的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