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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大明穆宗时代（第2页）

明朝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这里本是富庶之地。然而海瑞到任后却发现，老百姓在繁重的税务与恶吏贪官的剥削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且正好又赶上洪涝灾害，收不上粮食，难民成群。于是，海瑞决定先解决眼前的自然灾害问题。他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恩准将本应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赈济灾民。海瑞的行为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对其充满感激。

为了从根本上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海瑞将自己整治的矛头指向了欺压百姓的官员与恶霸。要求他们归还强夺老百姓的土地，停止对百姓的压迫。当时，前内阁首辅大臣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说到徐阶，这可是海瑞的大恩人，若不是徐阶，恐怕海瑞已经丢了性命。缘由是这样的，在朝廷鼓励纳谏时，海瑞上书《治安疏》，文中激烈抨击了嘉靖皇帝，引起朝野的震动，其中的名句就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了。”嘉靖看了勃然大怒，连爆粗口，大骂海瑞，并将其打入大牢，令法司拟罪。

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升非常为难，拟海瑞死刑，就有杀直谏之臣的罪名，会遗臭万年。若饶海瑞一死，这会得罪皇帝，自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徐阶。徐阶胸有成竹，告诉黄光升，拟处死，罪名就是“子骂父”，大逆不孝。黄光升听了大吃一惊。徐阶则解释道：“因为皇上生性多疑，法司轻判海瑞，皇上会大怒，以为法司偏袒海瑞，不为圣上分忧，可能会立即处死海瑞。相反，则皇上会觉得法司还是能维护他的威严，心情会好一些，就会沉吟深思，就不会立即将海瑞处死，只要不立即处死，海瑞就有一线生机。”黄光升果然拟重处，嘉靖皇帝看了奏报，果然犹豫，海瑞就继续关在大狱里，不被处死。之后徐阶面见嘉靖，再三劝谏，说“主圣则臣直，瑞固戆……杀之则成其名，容之则亦见圣德之广。”以至嘉靖埋怨“相国佑瑞”。一年后，嘉靖驾崩，徐阶就立即将海瑞释放，并提升官职，从户部主事（正六品），提拔为大理寺正（正五品）。

回到正题，面对于自己有大恩的徐阶，海瑞该怎么处理呢？海瑞先是写信奉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还依法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见了这种情况，其他乡绅地主们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赋税。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其间，海瑞还顶住重压，力斩徐阶之子徐瑛。徐瑛恃势霸占民田，强抢民女，逼死人命。被害方告到当地县令那里，县令王明友不理。徐瑛又贿赂知府及县官，使其徇私枉法，场将告状人杖杀。海瑞作巡抚到此，得此冤情，复审，严惩贪官，定徐英死罪。徐阶代子向海瑞求情，海瑞不徇私情，坚决要为民除害。徐阶大怒，唆使朝臣弹劾海瑞，海瑞于是被罢官。去职之前，强斩徐瑛及县令王明友。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一心为民除害谋利，然而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清贫生活。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不许地方上为迎接他而铺张摆宴。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

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重被朝廷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后病死于南京。

海瑞从政的二十多年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人生信条和处事原则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后世的人们在评论他的政治措施，意见分歧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恰恰暴露海瑞在执法上以及对司法认识上的局限性。当然，这同时也是时代的局限性的体现。

海瑞去世时，南京的百姓罢市表示哀悼。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江河两岸满是穿着孝服的百姓在祭奠哭拜。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商人堆里的数学家--王文素

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晋商王林生意摊子做到了河北饶阳，后来便在此定居。王林的儿子王文素，也跟着父亲定居于此。王林乃是儒商，有学识，王文素自小受父亲熏陶家庭影响，自然涉猎书史，诸子百家，不在话下。然而他最擅长的就是算法，这大概是来自于商人家庭的天赋遗传。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人们普遍重科举，重功名，文人阅万卷书，武人崇尚搏斗，唯独数学不受重视。能作诗写文章的人很多，能作诗写文章又通晓数学的人就不多了，而专攻数学的就可谓是凤毛麟角了。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数学就沦落为“能诗文而不猎取功名者”为之了。日后成为一代数学巨匠的王文素则应该是这类人中之佼佼者了。在他心目中，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也就是说，数学在天下学科中，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也曾对当时社会上不重视数学的状况予与抨击：“上古圣贤犹且重之，况今之常人岂可以为六艺之末而忽之乎？”意即上古圣贤之辈对数学都非常重视，现今的人凭什么要忽视它呢？他还为此赋诗曰：“若无先圣传流此，自古模糊直到今”，对数学研究先驱们的劳动给予高度评价。

王文素选择数学，不仅仅是从思想上认为数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更是基于他对数学这门学科的热爱，他能“陋室半间寻妙理，灵台一点悟玄机”，正是所谓的苦中求乐，乐在其中。“料此一般清意味，世间能有几人知？”的心情，颇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滋味。由此足可以看出他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对于数学研究乐此不疲的精神境界。

做任何事情想做到最高的水准，都需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坚持。王文素对待数学的研究正是如此。他坚定，他执着，他矢志不移地用30年的时间将历史古籍所载题术逐一推测探究，细论研推，对书中的论述，有失误的就改过来，太繁杂的就删减些，有缺失的就补齐，头绪纷乱的就理清，断头断尾的就续上。还添加了乘除图草，定位式样，开方演段，捷径成术，编为拙歌，并注上通俗的解释。以“吹开毛孔寻疵病，使碎心机觅本流”的认真精神，新集通证，正本清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完成了42卷300多诀，1200多问和12卷词诗形式的300余问，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的数学巨著。诚如他在集算诗中所述：身似飘篷近六旬，留心学算已年深；苦思善致精神败，久视能令眼目昏；铁砚磨穿三两个，毛锥乏尽几千根；如风扫退天边露，显出中秋月一轮。

王文素可谓将自己的一生都埋头在勤奋的数学研究中，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劳动，以“超出人表”的水平著成《算学宝鉴》，而后人将这部著作赞誉为“数学中之纯粹而精者”，其实也是对王文素的肯定。他和它，都当之无愧。

王文素对致力于数学的研究者也有谆谆告诫，数学越学越有钻头，要想掌握其实质与要领，绝非易事。“人道算如隔张纸，我言如隔万重山”即在钻研数学的道路上万不可浅尝辄止，要想取得真经须有磨穿铁砚、踏破重山的恒心与毅力。

王文素的巨著《算学宝鉴》，可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数学巨著。到现在这部数学巨著只有手抄孤本传世，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后世数学家研究这部巨著时都会感到吃惊，不明白一个人是如何在“毛锥乏尽几千根”的状态下来完成这部接近50万字的鸿篇巨著的，真乃前无古人的创举，也堪称中国算史之最。《算学宝鉴》中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的纵横图（现也称为幻方）的研究，如连环图、缨络图、三同六变图等等，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宋朝杨辉、明朝程大位；该书立体插图采用现代轴测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使三轴的轴间角两两成120度，是在中国算书插图中最早采用这一先进方法的著作；该书中加、减、乘、除、开方等由简单到复杂的运算，均是用珠算完成的，或者说很多运算方法、步骤、口诀都是专为珠算编的；该书还是一部应用数学书，书中例题均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除古题原题照搬外，书中对当时社会商品流通中米、麦、棉、马、牛、羊、鸡、绫、罗、麻、绢、人参、红花等等价格资料应有尽有，船费、脚银、军饷、税种、税率等经济史料不胜枚举，书中还有“假令秦至燕二千八百八十里”的路途的较精确的距离等资料，与今相差无几。可以说，《算学宝鉴》对当时社会商业、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记实，是我们了解、透视明代社会的一本极珍贵的史料。《算学宝鉴》循九章古制，承宋元先河，选精集粹，代表了当时数学、珠算的最高水平。

以往，现代数学界曾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如“近史期算学，自明初至清初约当公元1367年迄1750年，前后约400年……民间算学大师又继起无人，是称中算沉寂时期”；“明代中叶以后，出版了很多商人所写的珠算读本，对比较高深的宋元数学只能付之阙如，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到明代几乎失传”。“十四世纪……先辈们辛勤创造的天元术竟完全失传了。在西方学术输入之前，最重要的也是流传最广的数学书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1592年），这书除了算盘和歌诀之外，没有新的创造。它基本是整理前人作品的书，并且漏掉高次方程和多元高次方程等重要部分”。

但随着对《算学宝鉴》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可以说，先辈们创造的、曾领先世界几个世纪的天元术在王文素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完全失传，也可以说，以《算学宝鉴》为证，宋元时代高度发展的我国数学也没有完全中断。王文素对前人的成果不是盲目的承接，而是批判地继承，在此基础上，又集新题新法，有很多创新和发展，既有精深的算法，又重视实际运用，是中国数学史上难得的一部由浅入深的一整套完整有序的数学教材。

近些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比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拉夫森早140多年。王文素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为中国数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因而，只从微积分的角度探索导数的起源是不够的，由此看来王文素对世界数学的贡献还应更深入的研究。

从学术水平上讲，王文素是明代最具成就的数学大师，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应有王文素的位置。王文素不仅继承了以宋秦九绍、元朱世杰为代表的天元术，而且有很多创新与发展，很多都是世界水平的。

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只有一群人是偶尔会引起封建帝王们的关注的，那就是农民。因为他们屁股下面坐着的江山，是农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的耕种出来的。农民高兴了，他们的屁股就坐的踏实一些，农民不高兴了，他们的屁股难免会咯的慌。那些对朝廷不满的人，想造反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朝中的弊政一件件的摆在大家面前，然后特声情激扬的告诉大家，以后土地都是大家的，农民最喜欢的就是土地，一听说以后能有自己的土地了，就眉飞色舞的跟着造反了，比如太祖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改朝换代之后，为了国家的平稳，安抚农民就成为又一件迫切的事情了，国以农为本。但是商人却很少能够引起封建帝王的重视，明朝初年的沈家，倒是有着万贯的财富，到最后也难逃颠沛流离的命运。到了朱载垕这一朝，那些小商贩们才算见到一点点的曙光。

朱载垕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加大对商业的扶持力度，他认为小手工业者与小商业经营者，同样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十分的体恤商户。隆庆三年（公元1570年）五月，朱载垕下诏谕给户部和工部：“近闻京城百姓为金报商人，负累困苦，联甚悯之。其亟议处以闻。”朝中的大臣一听皇帝体恤商人之意，接连上奏，纷纷进言说商也是民之本，应该给予抚恤。这个消息传出来后，京城的商人，这些从来不被人注意小经营者们欣喜若狂。这也使得朱载垕得到了商人们的极大用户。

当时，在京城中的小商户为宦官控制的部门所监管，经常要缴纳各种费用，在朱载垕传达了体恤商人的意见之后，户、工两个部门据理力争，要求宦官们减轻对商户的盘剥，这件事后来甚至惊动了朱载垕，他甚至几次训访，再次给出了“商困少好”的建议。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六月，户部再次上交商议恤商的事宜，朱载垕看了之后皆准奏。为了便于让利于商户，朱载垕还下诏另，禁止官府私自在桥梁、道路、关津路口抽税，这些做法都极大的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世宗皇帝在位时，中国沿海的居民频频受到倭寇们的骚扰。曾经一度有所放开的沿海海禁政策，不得不重新开始严厉的实施起来。但是，明朝的统治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倭寇的组成成分。实际当时是倭寇并非全部都是日本人，在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从事走私的中国海盗，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海盗与日本政府进行勾结，大肆的骚扰明朝的东南沿海地带。这些海盗凭借着走私生意竟然建立起了规模可观的海军。其中在这些海盗中，以汪直的海盗军团最为庞大。

汪直是安徽人，少年时便渴望成就一番功名，长大后在广东沿海积极的打造海船，但是那个时候明朝政府实施海禁，为了牟取暴利，汪直铤而走险，开始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一开始汪直只是在别人手下做参谋，后来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通过几年的发展壮大，汪直的海上商队已经足以对抗东南沿海小国，甚至连日本的各个诸侯王都不敢轻易得罪汪直。但是，作为一个海上贸易商人来说，汪直更渴望的还是能够与明朝互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汪直还多次表示，只要朝廷开放海禁，自己不仅不再做海盗，而且还坚决站在政府一边，帮助政府打击倭寇。当时，东南沿海打击倭寇的胡宗宪、赵文华等大臣也人为，应该积极的开展海上贸易，以此达到变盗为良的目标。

朱载垕继位之后，深知堵不如疏的道理，他开始在东南沿海倡导积极的贸易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东南沿海很快进入到一个和平安宁的发展时期，同时经济贸易也空前的繁荣起来。海禁的开放，使得朱载垕打破了祖宗规定的“片甲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使得整个亚洲的贸易圈重新的运转了起来。

然而必须意识到的是，这次开海虽然使得明朝的海上贸易得到了一个大进步，但这也仅仅是相对于朱载垕之前的帝王而言的。这次开海依然有着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明政府只开辟了月港一地，而其它的地方仍然兼职商民对外贸易。这实际上是以月港一地的来开放，换取其他沿海地区更好的海禁，相对于本国的海商而言，明政府还指定了相当苛刻、繁多的贸易条件，这大大的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也没能从根本上消除海盗诞生的源头。反而是激发了人们进行走私贸易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