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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四川人生意经视信誉如生命（第4页）

秦皇统一六国，除了在治理国家方面大肆改革，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却没有忘记给自己修建陵墓——郦山陵，有形容：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又据考古研究勘查推论，陵墓中地宫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100吨水银在现在的今天，也不是个小的数目，这100吨水银从何而来呢？再有研究：天然水银非常稀少，当时，水银主要是用丹砂提炼出来的！在当时清垄断丹砂和水银的时代，秦始皇陵中的水银理所当然，是由巴清提供的。不仅如此，在秦皇修建长城时，清也出了巨资捐款。

清家族的仆人上千、私人保镖上万。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秦灭巴国改设巴郡的这段历史中，考证当时清家族的所在地——枳县（包括今长寿、涪陵、武隆、南川、彭水、垫江、綦江、黔江等地），全县人口总计不到5万人。那么，清家族的徒附家丁竟占据了当时枳县的人口五分之一。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保守设定巴清家兵的规模为2500人，按每人每天支出6元生活费计算，2500人每天的生活支出就是1。5万元，月支出45万元，年支出540万元。如果按人均月工资800元计，那么2500人的月工资是200万元，年工资是2400万元。这可以让我们从侧面看清清势力的庞大。不过，最保守的估计，清也应当拥有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

然而，在那样一个严禁民间私藏兵器的高压政策的时代，清竟然拥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是非常庞大的支队伍，简直不可思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首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收缴兵器的运动。那时的环境，就连私藏一把残戈钝剑，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更别说拥有这样强大的支私人武装。

一个民间寡妇，能够礼抗万乘，养兵万千，势逼君主，名显天下，原因何在？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因为她太有钱了。有钱是一个原因，也许她所致富的丹砂在那个时代的神秘力量，才是帮助她成就不朽商业一个根本而隐秘的原因。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女商人，在中国历史上，截至目前为止，其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秦始皇为巴寡妇清疏财捐资的义举和图强兴业的节操所感动，册封她为“贞妇”，并诏她住进皇宫，给予公卿王侯的礼遇。从此，巴寡妇清的事迹名垂青史。成为后人心目中膜拜敬仰的女中豪杰。

这位有感皇恩浩**的女实业家，到咸阳后不久就卧病不起，几经御医治疗无效，最终客死京城。秦始皇按清的遗愿，将其灵柩运回清的家乡，厚葬于长寿龙山寨，在墓地修建高台，并亲笔题写了“情清台”，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表达对清的怀念和敬意。

时至今日，巴寡妇清已经被奉为代表重庆地区巴国、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据《史记》记载，巴清去世后葬于“清台山”。清台山俗称“贞女山”，位于今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龙山寨村，“怀清台”也建在这里。

8．以天下为己任

卢作孚，一个与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齐名的商业巨子，一个一手缔造了现代北碚的传奇人士，也是一个众多当代重庆人越来越模糊的名字。这位出身合川商贩家庭的川江船王，曾指挥民生公司的船队，在1938年的汉口上演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却又在“文革”中死得扑朔迷离。卢作孚一生苦心经营的北碚城和民生公司，至今仍在影响着重庆人的生活。

卢作孚（公元1893—1952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

卢作孚的光芒不仅盖过所有重庆商人，而且即便是20世纪的中国也罕有其匹。其事迹举其大端，亦可以令人叹为观止，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对乡村自治及其建设的实验、北碚图书馆的建设、西部科学院和地质调查所的建立、创办中学、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电影院、运动场、游泳池等，与各个领域堪称一时之选的人物，多有往来，处理周全，他对整个战时运输、生产、生活等万面的战略性贡献，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谓居功至伟。其中关于民生公司职工培训及管理、包括其公司每周三的周会，请马寅初、郭沫若、茅盾、黄炙培、胡焕庸、左舜生、杨森、魏时珍、梁皋操、王道之等人的演讲，都是极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范例。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日奉占领了中国东部的绝大部分领土，直逼武汉。企图将中国的抗日中坚和后务力量一举扼杀在长江北岸。卢作孚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地亲率民生公司100多艘巨轮，顶着日军飞机不间歇的狂轰滥炸，穿棱于重庆与宜昌航线之间，创造了一个抢运物资和人员的奇迹，这次壮举被国际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为中华民族的持九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让“民生精神”享誉海内外。而民生公司损失惨重，很多员工壮烈牺牲，蒋杰石不久特称卢作孚等人为“民族英雄”，并授予卢作孚先生一等功一等奖章，以袁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所以说卢作孚是完全可以称得上英雄的。

这个人曾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他是继国父孙中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明确提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途径的第一人。“以现代人文精神为特色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是激励他生的精神力量和奋斗目标。”

只读过小学的他从事过教育，对教育热心而又有着独特的理解。直到今天，他的许多观点还是振聋发聩：“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

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

但这样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贡献者却在1052年的“三反”运动中自杀。后来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在《南方周末》上曾经以《航运巨子卢作孚》为题怀念其父亲，并首次披露了其父亲卢作孚去世的真实原因。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廑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心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套司贷款一千万元（日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速了中央这一指示，并瞩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自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卢作孚，原因甚不可解（卢作孚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卢作孚，并忘记把电报交给卢作孚）。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卢作孚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卢作孚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走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的死亡，原来仅仅是因为不愿受其辱!

这就是四川人，他们很能忍，甚至特能忍，但四川人又特别好面子。所以四川人特别爱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爱说“狗急了都要咬人”“老实人惹不得”。如果你看见四川人在大街上拳头相向，那很有可能是面子下不了台的缘故。而一个四川人要用死来维护尊严，这就足以说明尊严在其心中的重要性。

9。敢吃第一只螃蟹

有的人办事顾虑太多，畏缩不前，结果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必须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该干就干，该闯就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1992年9月18日，私立光亚小学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诞生，标志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被阻断四十多年后得以香火重续，由此，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兴起。

卿光亚，1956年生于重庆，1973年定居成都，做过专业小提琴手，后任电视编剧、导演，1992年辞去公职，创办了1949年后大陆第一家私立学校并任校长

对于自己的“敢为天下先”，卿光亚曾经解释说，其实是缘于两个原因：是身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的父亲在晚年有一个愿望，办庙或者办学校；二是他6岁的儿子该上学了，但是以前对教育并不关心的他发现学校太简陋，又不方便，每天要接送．更要命的是他考察一番后，发觉那种应试教育真的有问题。这两个原因加在起，于是一个自己来办学的想法就形成了。并且，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梦想来教孩子。

卿光亚记得个个让他很感动的细节，当时在私人办学没有国家红头文件依据，教育行政部门不便表态的’青况下，卿光亚因为父亲的关系，和自己从小与政府领导打交道的能力，成功地获得了成都市委个别主要领导的支持，甚至把绿灯开到这样的程度：“你去办，有任何问题往我这里推，推到我这里为止。”当他在选址的时候，遇见都江堰市当时的市委书记徐振汉。聊到投资办学的事时，没想到徐振汉很感兴趣地对他说：“就办在我们这儿吧！来我们这儿办啥都有，就还没有要办学的。”事情突然得到转机，学校很快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中国自1949年解放后现代意义上第一所私立小学，一所独立校园、公开标价的私立学校——光亚学校——诞生了。学校有了，还要有学生。当时，私立学校对于公众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能否招到学生。卿光亚心里也没有底。卿光亚在《四川日报》头版打的招生广告，是当时该报的总编姚志能亲自批准的。

卿光亚的广告打得特别好，今天看来是习以为常的私立学校，在那时，却不亚于惊世骇俗：一是全日制学校，可以住校；第二是落实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第三呢是外籍教师直接教学授课，三分之一的外教比例，这在全国中小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第四是住校生可以24小时冷热水，相当于当时最贵的宾馆的生活；第五是教室配空调、钢琴。还有句挺煽情的广告词：“无论您在改革开放的战场上拼

杀得多么辛苦，但您放心您的孩子在光亚学校学的是正规教育!”

结果成都人接纳新生事物的热情超出了卿光亚的想象。那年他们计划招100个，结果2000人来报名，当时招生点定在岷山饭店，结果岷山饭店被挤得无法正常营业，只好临时转到了旁边的盐道街小学。盐道街小学因此见证了那个美好壮观的历史现场，至今，卿光亚想来依然如坠梦里。最后他们招了150个，卿光亚的儿子自然成为光亚学校的第一个学生。

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波折，但作为中国第一个民办学校，光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意义是无法低估的。做过许多年电影导演的卿光亚在毫无办学经验、毫无可惜鉴的情况下，竟然就为中国整个的民办教育撕开了一个出口。

事实上，光亚学校的诞生在当时是一个惊动四方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被阻断四十多年后得以重续，并且开启了新中国以来，民办学校的一个新的成功模式和办学概念。光亚的成功具有示范的效应，在光亚出现的第二年，各地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1993年，四川也迎来了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这年成都就有8所民办学校同时登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