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四张房卡的人。
银色钥匙。
宜必思。
铂尔曼。
还有一个他没有找到对应房间的钥匙。
四个地点。
她把这四个地点分散在她的生活里,像四个节点,用不同的路径连接。
从家到铂尔曼,四十分钟。
从艺术中心到宜必思,半小时。
从中山公园到另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不知道多久。
她在这四个节点之间穿梭,在他不知道的时间里。
不知道多少个男人。
他数过的。
四个?
五个?
也许不止。
也许没有留下房卡。
没有留下烟头。
没有留下浆果色口红印在枕套上。
也许人只存在一次,像床垫弹簧的声音一样,响了,没了。
但她也做另一件事。
每天早上七点半起来,做早饭。
鸡蛋打进油锅。
刺啦。
她说今天课多。
问他酱油要不要加。
她说咸淡刚好。
蛋黄永远溏心,边缘永远不焦。
这四张房卡的主人每天七点半问他今天几点放学。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身体里。
同一个声带。
同一个锁骨窝。
同一个每天早上用手背把头发拨回去的女人。
她在铂尔曼床上皱眉,眉心叠出两条竖纹。
在客厅沙发上被吻,脖子从挺直到放松的过程有一个停顿。
在公交车上靠窗睡着,头一点一点往下滑,滑到一定高度又自己抬回来,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拉住了她。
一个二十二岁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艺术中心门口的女孩。
那时候她不知道她以后会有一本备忘录。
在一本相册的封底里夹着一张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