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试过用其他刺激来转移烙印的渴求。
她去白宫健身房跑步,把跑步机调到最高坡度,跑到大腿肌肉酸痛得发抖,以为身体累了就不会再想起主人的触碰。
但她想多了。
改造后的臀部肌肉在被跑步机的震动刺激到时一样会产生快感,盆底肌群在长跑后会更敏感。
有一回她刚从跑步机上下来,大腿内侧还在因为运动而微微颤栗,阴蒂直接就在运动裤下自发胀大了。
她扶着跑步机把手差点跪地,被正好路过的特勤局保镖提醒了一句“沃克小姐您还好吗”。
她咬着牙说没事,只是跑太猛了。
最终,在又一个凌晨,她在入睡后不久再次被烙印催醒。
她睁开眼,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天花板上,她的大腿又是湿的,枕头被她无意识中咬破了一角。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闭上眼放弃抵抗,手指再次滑入腿间。
高潮来得又快又猛,这次她没有再哭——她只是盯着床上方空调出风口旁边那块被月光照亮的铆钉,然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融合了呻吟和骂腔的复合元音。
“操。”
事后她蜷在沙发上,把羊毛毯盖在脸上,在黑暗中对自己说:这样下去我真的会疯掉。
她的大脑——那个能同时处理伊朗核谈判模型和NGO项目框架、能在战情室和父亲对质三小时不落下风的精密仪器——此刻正被一套重新校准过的激素和神经反射所左右,退化成了某种只对一个人产生反应的定向雷达。
第二天下午,她去了白宫医务室。不是因为她想求助——她早就划掉了那张名片——而是因为她需要确认一件事。
白宫医务室的主治医生叫亨德森,是个五十多岁的军医上校,在沃克家族担任私人医生已超过二十年。
他见过艾莉森从小女孩成长为第一女儿的所有生理数据,是她在华盛顿唯一信任的医学顾问。
没有之一。
“亨德森,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个血液检测。激素水平——雌激素、孕激素、泌乳素、催产素——全套。结果不要录入白宫医疗系统,直接给我。”她坐在检查床上,穿着那件高领针织衫,羊毛毯叠好放在膝盖上。
亨德森没有问为什么。
他在白宫服役太久,已经学会了不追问。
两小时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亨德森盯着化验单,皱起眉头。
泌乳素水平高出正常值数倍——相当于产后哺乳期妇女的水平。
催产素的峰值曲线异常陡峭,反映最激烈的冲击性刺激下身体仍会把残存的心理应激全部转化为自发分泌。
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比例倒错,生理周期被外力强行关闭。
更奇怪的是,阴道上皮细胞样本和子宫内膜厚度都显示她的生殖系统正处于不真实的理想受孕状态,像是被某种指令强制校准过。
“沃克小姐,这些指标……”他调整了好几次医学术语,想让自己的措辞听起来更中立,“您是否有任何可能被暴露于合成激素或未经FDA批准的激素类药物中?或者在海外访问期间接受了任何非标准医疗流程?我需要排除外部激素干扰的可能性。”
“没有。我很好。我没有被下药,没有被注射激素,没有接受任何医疗干预。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内分泌系统自己生产的。”艾莉森平静地回答,声音像在讨论别人,“把化验单给我。不要备份。这份检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亨德森把化验单递给她,没有再追问。
但他记住了她离开时的样子——那个金发女人从检查床上滑下来时,下意识地把臂弯里的羊毛毯重新搭好,遮住了胸口。
她的手指碰到毯子边缘时微微蜷了一下,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接近哀伤的适应。
他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忽然想起她母亲刚生完她出哺乳期时,也是这个姿势——右手臂弯横在胸前,左手护着右肘。
她回到套房,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化验单摊开放在洗手台上。
她的手指一行行滑过那些数字——致密囊性状态的乳腺增生、催产素峰值曲线、为受孕设计的内膜厚度。
她盯着化验单上自己的名字和数值栏里那些远超正常值的数字,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把化验单折好放进洗手台抽屉最深处,压在当年猎场回华盛顿后她写的那张五线谱下面。
五线谱上用铅笔写着一行淡得快褪色的歌词:他的手不属于我。
她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清醒地测量自己沉沦曲线的女奴,但她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用白宫医疗系统来反向追溯烙印作用机制的。
而这套机制已经被她的身体印证了:他不需要给她下任何药,不需要用任何激素注射,不需要任何外部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