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咽下最后一口饭,想起爷爷油布包里的卡尺,长活儿短件都量过,公差卡在头发丝里。
那几个外地人只管念年份,三个数的账,就定了这铁疙瘩的命。
傍晚我又绕去厂门口。厂办窗户缝漏出灯,曹大奎的黑脸膛堆着笑。他手拍在爸肩上,嘴皮子翻动,跟动员会散场那晚一个样。
爸出来时,工装右兜鼓着方角。我认得那形状,红双喜。
“曹厂长又让你上台?”我问。
“就你话多。”烟盒在他兜里晃了下。
到家,他把那盒烟按在窗台上。原来那包大前门早空了壳,就剩个纸盒蜷在墙角。新烟搁在那里,红金纸皮反着光。
夜里起风,窗户纸扑簌簌抖。我起来撒尿,看见那盒烟还在原处,月光从玻璃滑过,照着那个“囍”字,是褪色泛白的红。
过了两天,夜里我躺下还没睡着,外头院门响,是二蛋爹的声音:“你爹在里头,小北你不在。可你是老模范,你得替老哥几个说句话。”
爸没应,椅子腿在地上挪了挪。
二蛋爹又说:“小北,俺在厂里二十年了。”
门关上了。隔了半晌,老徐的声音从院子里飘进来,隔着门板:“你不说,没人替你爹说。”
我趴在作业本上,笔尖悬着。
原来老模范三个字,在大人口里不是光荣,是债。
堂屋的灯还亮着,照着一张没收拾的桌子,两只空碗摞着,筷子横在碗沿上。
后半夜我起夜,堂屋还亮着灯。爸坐在樟木箱跟前,把那枚铜奖章从工装上摘下来。
他拿袖子擦了擦铜面,举起来在灯下看了看。铜光在墙上晃了一下,又暗下去。
箱盖合上,锁扣按下去,啪的一声,比平时响。
我站在门框边,没出声。爸也没回头,就那么坐着,背对着门。
那枚奖章进了箱底,锁扣按死了。红纸上的人,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