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像还是上个月拍的——柠柠在学校图书馆前面比着V字手势,穿了一件奶白色的毛衣,笑容干净得能掐出水来。
她盯着那个头像看了半分钟,然后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下午她开始收拾屋子。
这房子虽然小,但该有的东西都有——母亲的旧缝纫机放在阳台角落,父亲的象棋盘塞在电视柜下面,衣柜最深处还挂着一件她十八岁时穿的碎花连衣裙,拉链已经锈住了。
她把连衣裙拿出来对着光端详了片刻——这件裙子她当年穿着去参加高考,袖口被她用钢笔划了一道蓝墨水。
现在那道墨水痕迹还在,只是颜色已经褪成了极淡极淡的天蓝。
她把裙子叠好放回去,继续翻下一个抽屉。
在床头柜最底层,她发现了一个泛黄的信封,里面装着她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母亲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对着镜头笑,牙齿缺了一颗,但眼睛还是很亮。
信封里还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是她当年给母亲写的承诺书,字迹潦草而用力:“妈,等我嫁人了,就接你过来一起住。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她看着这张泛黄的纸,忽然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是丈夫的工作太忙,还是女儿太小需要照顾,还是她自己忘了?
她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把它压在枕头下。
接下来一周,温芷萱开始重新学习一个人生活。
她以前也一个人过,但那时候她知道家里有人在等她回去——丈夫会在书房里处理工作,女儿会在学校里发微信问她晚饭吃什么。
她就算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在为那个家运转——计账、买菜、安排三人周末的加餐时间。
现在她不用计账了,不用考虑冰箱里的东西够不够三个人吃,不用周末早起煎蛋也不用在睡前把丈夫的衬衫熨好挂进衣柜。
她开始买那种单人份的速冻水饺,包装上印着“一人食”三个字,每次拆开包装的时候都觉得这三个字像一枚印章,盖在她余生的每一个黄昏上。
她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封面是纯灰色的,没有任何字样。
她没有在上面写任何字,只是用笔画横线——每条横线代表一天。
画到第七天的时候她把笔放下了,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在那页上写了一句:“今天去超市,没有买他的咖啡。也没有买她的草莓酸奶。买了自己的豆浆。”
然后她开始出门。
她去社区公园散步,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看那些比她更老的老人下象棋、打太极、遛孙子。
她注意到一个退休的语文老师每天早上都来打太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运动服,动作缓慢而专注,打完拳之后会用保温杯喝一口茶,然后绕着花坛走三圈再回家。
她和他说过几句天气之类的话。
后来有一天他问能不能请她喝早茶,她想了大概半分钟,然后说行啊。
早茶吃的是虾饺和烧卖,他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以前做财务,现在在休假。
他说他也是一个人,老伴走了好几年了,有个女儿在国外很少回来。
温芷萱没接这个话题,只是安静地把虾饺夹起来蘸醋。
她发现他的话并不多,不会追问她的家庭情况,也不会用那种故作关心的眼神打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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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恰到好处的沉默让她觉得舒服。
第二周,她开始改衣服。
她把母亲的旧缝纫机搬到客厅窗台下,找了几件不能再穿的旧衣服练手——把一条过长的裤子改成七分裤,把一件褪色的衬衫改成围裙,把那条她十八岁穿的碎花连衣裙拆了重新拼接成一面杯垫。
缝纫机嘀嗒嘀的声音让她想起很多年前母亲也是这样在窗台下踩踏板,佝偻着背给她做校服。
她以前总觉得缝纫机的声音很烦人,现在发现它是老房子里除了她的脚步声以外唯一的活物。
她开始给自己做新睡衣。
选了一块深蓝色的棉布,没有花纹,没有蕾丝,简洁到像一件中性款的工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