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他说,声音低了下去,“是我太冒失了。”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心疼。
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心疼,而是一种类似母亲对孩子的心疼——他还这么年轻,他不懂这个世界对女人的苛刻,他不知道自己随口说出的“不在乎”,对一个已婚女人来说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回去吧,许哲。”我说,“明天健身房见。”我转身上了车,发动引擎,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路灯下,一动不动的,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许哲。
是因为我自己。
我想起了一年多前的那个春天,方远在篝火旁吻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被“不在乎”打动的。
我以为那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真心,可到头来,那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新鲜猎物的兴趣。
许哲会是一样的吗?
也许他现在觉得自己是认真的,可等他真的得到了,他还会这么认真吗?
还是说,他会像方远一样,在某个普通的下午,发一条消息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验证。
因为我害怕答案。
那天晚上之后,我刻意和许哲保持了距离。
我不再去健身房,找的理由是“最近太忙了”。
许哲发消息来问“何姐你还好吗”,我回复“挺好的,就是忙”。
他说“那等你忙完了再来”,我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可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想起他。
上课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教室里的男生,我会想,许哲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偷偷在课本上画小人。
开车回家的时候,路过那家烧烤店,我会想起那天晚上他追出来的样子,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会翻出他的朋友圈,看他发的那些健身视频和自拍,看了又看,然后删掉浏览记录。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对一个不该动心的人动心。
我需要新的养分。
这个念头让我恶心,可它就在那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我的脑子里,拔不掉。
十二月,中午我和陈建国又大吵了一架,碗碎了一地。
摔门出来,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溜达。
这一次是因为朵朵的教育问题。
朵朵考试数学只考了八十二分,比期中退步了十分。
陈建国说是我没管好,我说他平时不闻不问现在倒来指责我。
他说“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我说“我也上班”,他说“你那叫上班?天天跟学生玩”。
就这一句话,我炸了。
“我天天跟学生玩?”我放下筷子,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备课,晚上十一点还在改作业?你知不知道我带的是高三毕业班,升学率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你坐在家里开开会、打打电话,就叫上班了?”陈建国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顶嘴。
在他的认知里,何静是一个不会顶嘴的女人——至少以前不会。
“你最近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看我,“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我发火?我什么时候发火了?是你先说我‘跟学生玩’的!”“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至于吗?”“随口一说?你随口一说就能把我的工作贬得一文不值?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天天在家‘玩电脑’?”陈建国也沉默了。
他拿起碗,走进厨房,把饭倒进垃圾桶,然后把碗摔进洗碗池,发出一声碎裂的脆响。
那声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