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焦虑。我看得出来。
焦虑的人会不自觉地减少进食。这是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也是我在医院里对术前患者观察了无数次的行为模式。
苏清宁在焦虑,但她不说。她把焦虑藏在温柔体贴的外壳下面,像一只受了伤却不肯让主人看到伤口的猫。
而我的异常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我的幻觉在变得更频繁。
不是每天都有,但频率从最初的一周一两次,变成了三四天一次。
形式也在变化——从最初的视觉幻觉,扩展到了听觉和嗅觉。
比如现在。此刻。
苏清宁坐在我对面喝粥,头微微低着,法兰绒睡袍的领口松松垮垮地垂下来,露出一小截白皙的脖颈和锁骨的弧线。
暖气片散发出的干燥热气混合着粥的甜味和她身上洗衣液的清香,在空气中缓缓流淌。
然后,我闻到了曾经熟悉的气味,那是各种体液交织混合的味道。
不是真的。
我知道不是真的。
性生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这个味道是我的大脑自己生产出来的——某种神经递质的异常分泌,某条被反复强化的病态神经通路在缺乏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开始自我激发,制造出虚假的感官信号来填补空缺。
就像戒毒时的戒断反应。身体已经离开了毒品,但大脑还在疯狂地渴望它,甚至自己制造出幻觉来模拟那种快感。
我的'毒品'——看苏清宁被别的男人触碰时的嫉妒和兴奋——已经停了两周。我的大脑在抗议。
幻觉只持续了几秒就消散了。
我用力眨了眨眼,攥紧了手里的筷子。
指尖那道被花瓶碎片划破的伤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疤痕横在食指指腹上,在握紧时微微发痒。
“老公?”苏清宁抬起头看我,“你还好吗?你刚才表情好像……”
“没事。”我扯了一下嘴角,试图做出一个正常的微笑。
她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但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比平常更长的时间,像是在搜索什么。
我转开视线,低下头继续吃粥。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相处模式——小心翼翼的,像两个在薄冰上行走的人,每一步都要确认脚下的冰面是否还能承受体重。
谁都不敢用力踏下去,怕一脚踩穿,掉进下面冰冷的深渊里。
————
医院是我仅存的庇护所。
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我可以暂时将'楚河——苏清宁的丈夫——那个把妻子推向深渊的变态'这个身份脱下来,换上另一个——'楚河——心脏外科医生——每年救治上百条生命的技术骨干'。
在手术台上,我的手依然稳如磐石,我的判断依然精准,我的缝合依然完美。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二上午,我站在手术台前,做一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患者是一个六十二岁的退休工人,三支血管严重狭窄,需要用乳内动脉搭三根桥。
我的手在患者打开的胸腔里工作,无影灯的白光照在跳动的心脏表面,血液在精细的血管网络中律动,像一座微型的水利系统。
我用镊子夹起一段乳内动脉,在显微镜下精确地吻合在靶血管上,缝合针穿过薄如纸片的血管壁,每一针的间距都精确到毫米。
这是我最擅长的事。也是唯一还能让我感到自己是个'正常人'的事。
但就在我打最后一个结的时候——
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不是护士,是一个穿着便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