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软软地、服帖地垂在那里,袜口那圈宽边的蕾丝还保持着一个被她小腿撑开过的、小小的弧度。
它像一只刚刚蜕下的、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蛇皮,安静地散发着一股混杂了皮革、汗水、灰尘和她独有的、淡淡的体香的、极其复杂的味道。
那味道,我隔着好几步远,仿佛都能闻到。
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么清冽,也不像樟脑丸那么刺鼻。
那是一种更私密的、只属于她的、让我感到莫名心安,却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看着她那个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孤独的背影,看着那只安静地挂在床头的、散发着复杂气息的丝袜。
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聋的鼾声里,我忽然觉得,我们这间小小的、隔着一道印花布帘子的屋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唯一重要的地方。
帘子外面的那个世界,那些关于足球的、震天的狂欢,那些属于男人的、粗鲁的呐喊和胜利,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与我无关的、一场喧嚣而又虚假的梦。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直到眼睛都有些发酸。
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属于大人的烦恼。
我只是觉得,能这么看着她,真好。
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
他醒来后,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喝了好几杯凉白开。
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狂欢和失态,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说二锅头的后劲太大。
妈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给我冲了麦乳精,然后就又坐在了窗前。
不过,她没有再织毛衣,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印着我们县地图的册子,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
舅舅赖着没走,他在等妈妈开口,借给他回乡下的路费。
我们家那台雪花牌的单门冰箱,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比我的年纪都大。
它平日里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发出一阵阵“咯咯咯”的、吃力的喘息声。
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凉白开,正准备开口要钱的时候,那阵熟悉的“咯咯”声,突然变成了一声尖锐的、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的“嘎——”,然后,就彻底地没了声息。
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那只石英钟,还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怎么了?”舅舅放下茶杯,茫然地问。
妈妈没有说话。
她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那扇已经有些关不严的、沉重的冰箱门。
里面,那盏总是亮着昏黄光的小灯泡黑了。
一股不算新鲜的、混杂着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气,懒洋洋地飘了出来。
“坏了。”妈妈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舅舅立刻来了精神,他觉得这是他一展身手、赖着不走的好机会。
“坏了?我来看看!”他说着,就自告奋勇地,把冰箱后面的插头拔了,又插上,反复了好几次,那台老旧的冰箱依旧像一具沉默的、白色的尸体毫无反应。
“肯定是后面的压缩机出了毛病,”他拍着冰箱嗡嗡作响的外壳,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下着定论,“问题不大,我拿螺丝刀拆开看看,保准给你修好。”
他从我们家那个放杂物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把生了锈的螺丝刀,在冰箱后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灰尘和油污。
最后,他满头大汗地站起来,摇了摇头,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彻底报废了,没得修了。
那个下午,我们家,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冰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它最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