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会立刻说:“重写”;我的一个撇捺,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她也会立刻说:“重写”。
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每天,我写完字后,厨房的垃圾桶里都会堆满一团团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沾满了黑色墨迹的废纸。
那些废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沉默的尸体。
有时候,我会写到很晚。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属院里,别家的窗户里都传来了电视机里《新闻联播》开始时,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乐。
而我们家,只有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台灯,和妈妈那一声声不带任何感情的、“重写”。
我能感觉到,她不是在教我写字。
她是在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方式,训练我,也是在训练她自己。
她好像觉得,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就能把那个已经被“打好招呼”的、内定好的结果,变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更能让她自己,在面对那个结果时,感到一丝丝的心安理得。
而我们家那台金雀彩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
它的颜色变得很不稳定。
有时候,新闻联播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主持人的脸会突然变成绿色,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
有时候,天气预报里,代表着晴天的、红色的太阳又会变成紫色,像一个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妈妈找了家属院里那个据说很懂电器的李叔叔来看过一次。
李叔叔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老化了,没得修了,除非换个新的。
“就先这么看着吧,”妈妈对李叔叔说,语气很平淡,“反正,是红是绿,也碍不着看字幕。”
那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起了那个充满了奇怪颜色的、荒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绿色的脸,紫色的太阳,都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日常。
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
颁奖典礼那天,是在县文化馆那个小小的、铺着红色地毯的礼堂里举行的。
我穿着妈妈特意给我买的一身崭新的、有些扎人的蓝色运动服,坐在第一排。
我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没有在展览墙上找到。
当那个我不认识的文化馆领导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腔调,念到“小学组金奖,何晨”时,我感觉整个礼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一撮撮带着火星的、看不见的灰尘,落在了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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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那个铺着红地毯的、高高的舞台,从那个领导手里接过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获奖证书,和一个装着二百块钱奖金的、同样是红色的信封。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为我鼓掌的老师和同学。
我看到了曾文静,她也在鼓掌,只是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又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脸上带着得体微笑的妈妈。
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只有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甚至是可耻的负罪感。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这份负罪感从何而来。
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庙会上,被大人用几颗糖哄着,去偷拿了别人摊位上一个漂亮风车的孩子。
风车在我手里,转得越是鲜艳,越是好看,我心里就越是发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