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晚上七点二十,我上了天台。
铁门推开还是那声“咯”。
韩蕾在垫子上压腿,音箱搁在太阳能那排桶底下,放着一首没词的歌,声音很小。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把搭在肩上的毛巾往下拉了拉,没说话。
(她今天话少。她不是不爱说话的人,可今天是那种把话咽回去的少。)
“今天人多。”她说,“小陶带她姐来。”
七点半,何姐先上来。
她一上到六楼就扶着膝盖喘气,一只手拎着水杯,一只手拎着个塑料袋:“这楼梯……我跟你说,我下个月要去报个爬楼的班,就在你们这楼道里练。”
韩蕾笑了一下:“何姐,先把鞋换了。”
“换换换。”何姐把鞋脱了,脚往垫子上一踩,“你这垫子有几块啊。”
“八块。”
“多少钱一块。”
“六十七。”
“哎哟。”何姐说,“我那个小区楼下,广场上都有免费的。”
小陶上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她后头还跟着一个人。
那姑娘先探进来半个脑袋,眼睛在天台上转了一圈——看垫子、看砖头、看那两台太阳能桶、看晾被子的铁丝——然后整个人迈进来,站在铁门那儿仰着头转了一个整圈。
“哇。”她说。
那声“哇”不是客气。她是真没见过这地方。
她穿的是厂里的工装:一件浅蓝色的短袖,领子上挂着工牌,挂绳是深蓝的,卡的边角磨白了;下面一条同色的长裤,脚上是双白球鞋,白得还带着新鞋的那种亮。
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两盒牛奶、一包饼干。
个子比我矮一点,一米六五上下,瘦,可胳膊上有点肉,是干活练出来的那点肉;脸白,眼睛大,笑起来眼睛先弯,嘴里的牙很齐。
“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地方。”小陶说。
“我知道。”她冲韩蕾一笑,“教练好。我妹在家天天说你。”
“你练过没有。”韩蕾问。
“没练过瑜伽。”她说,“我在厂里站……不,我坐着。我一天坐十一个钟头。”
她把工牌往领子里塞了塞,走到砖头那排跟前,伸手按了按,还弯腰从缝里看了一眼底下压着的卷材。
“这砖是谁码的。”她说。
“我。”
“码得挺齐。”
何姐已经把水杯放下了,两只手撑着膝盖在垫子上前后晃,晃了两下就抬起头来打量这个新来的:“姑娘,你哪个厂的。”
“东边那个,做手机的。”
“哦哟,那个厂我知道,福利好。”何姐说,“你一个月拿多少。”
“扣完七千五。”
“那不少了。”何姐叹了一口气,“我闺女比你小两岁,在商场卖衣服,四千二,还得自己买工装。”
“何姐,我这七千五是一天十二个钟头换的。”她说,“早上八点进厂,晚上八点出来,中间吃饭四十分钟,上个厕所还得叫人替岗。我那工位一停,后头全停。”
“那你这不累死。”
“习惯了。”她说,“我手脚麻利。”
她说这话的时候把手摊开给我们看——指甲剪得平平的,食指侧面有一块烫出来的旧疤,手腕上一道很浅的印子,是静电手环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