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看着他。那目光不重不轻,像一杆称,在称这句话有几斤几两。
“殿下当知轻重。”他说。
朱厚照站起来。椅子又“嘎吱”响了一声。他比杨廷和矮半个头,但站在那里,没有仰视的意思。
“我知道。”他说。
停了一下。
“但你们说的,我不信。”
杨廷和皱眉。那眉头皱得很轻,像风吹了一下湖面,皱了一下,又平了。但他的眼睛变了——不是生气,是一种“我没料到你会这么说”的意外。
“殿下何意?”
朱厚照看着他。风从院子里吹过来,吹动他散落的头发,露出整张脸。少年的脸。颧骨还没有完全长开,下颌线还带着一点圆润。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不像少年。
“你们说天下如何,”他说,声音很平,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想自己去看。”
院子安静了。
风停了。枯草也不响了。阳光照在地上,光影不动了,像一幅画。
杨廷和看着他。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说“不可”,久到我以为他会说“荒唐”。
他没说。
他站在那里,绯色的官服在风里微微飘动。他的眉头松开了,嘴唇抿着,像是在想什么。
“若殿下有心——”他停了一下。
很长的停顿。长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近日有一案,尚未查明。”
朱厚照的眼睛亮了一下。很轻,像火星子溅了一下,又暗下去了。他没说话,等杨廷和继续。
“京郊大营,”杨廷和说,声音低了一些,“上月有十七名士兵病亡。太医院报的是‘时疫’,但——”
他停住了。
“但什么?”朱厚照问。
“但病状不一。有人说是时疫,有人说是中毒。”他看着朱厚照,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试探,是一种“我把刀递给你,你自己决定接不接”的沉。“太医院压着没报。兵部也不知道。”
朱厚照没说话。他站在那里,头发散着,衣服皱着,但姿态变了——不是懒散,是绷紧了,像一根弦被人拨了一下。
“什么毒?”他问。
“不知道。太医院没查出来。”
朱厚照看了我一眼。很短。短到杨廷和可能没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
他在问我。不是在问“你行不行”,是在问“这个,你能听明白吗”。
我能。
时疫和中毒,在现代医学里是两回事。时疫是传染病,中毒是化学损伤。十七个人同时病亡,病状不一——如果是时疫,症状应该相似;如果不一,更像是中毒。
但这里是大明。没有化验,没有显微镜,没有血常规。我能做什么?
我什么都能做。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