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下来,重新打开药匣。纱布不够。银针不够。什么都不够。药匣里那点东西,在这个房间里,像一滴水掉进海里。
但总得做点什么。
我撕了一截纱布,蘸了水桶里的水——不知道干不干净,但总比不擦好。水是凉的,浸透纱布,滴着水。
我擦那个士兵的脸。他的眼睛闭着,嘴唇干裂,裂开的缝里有干了的血。额头很烫,烫得纱布上的水一贴上去就蒸发了,变成一层薄薄的白雾。擦到额头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还活着。
我把纱布浸湿,敷在他额头上。然后去看下一个。
朱厚照很快就回来了。带着几个人,抬着水桶,抱着布匹。他没有站在那里指挥——他亲自动手。搬水桶的时候,袖子湿了半截。铺布条的时候,蹲在地上,膝盖沾了泥。把人一个一个地挪到不同区域的时候,他的手扶着那些人的肩膀、后背、手臂,动作很轻,像怕弄碎了什么。
他的黑色衣服很快就脏了。袖口沾了泥,衣摆蹭了灰,胸口有一块深色的水渍,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但他没在意。
他蹲在一个士兵面前,帮他翻身。那个士兵疼得叫了一声——很短促的一声,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他的手顿了一下,停在空中,然后继续翻。动作更轻了。
我看着他。阳光从破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身上。黑色的衣服上沾了灰尘和血迹,头发从束带里散了几缕出来,垂在脸侧。他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在光里亮亮的。
他不像太子。
他像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像一个终于找到了自己位置的人。像这间屋子里、这些躺着的人中间,他终于不用端着了,不用坐着了,不用听那些他听不懂的话了。
他在做事。
“梨子。”他叫我。
我走过去。
他蹲在一个士兵面前,那个人的裤子被卷到膝盖以上,露出小腿。小腿上有一块很大的伤口,不是摔的,不是碰的——边缘整齐,像被什么东西烫过。伤口周围的皮肤发黑,硬邦邦的,像烤焦的皮革。中间流着黄色的脓,浓稠的,像化了的蜡。
“这个,”他说,“你看看。”
我蹲下来,用纱布轻轻按压伤口周围。皮肤很硬,按不下去,像按在一块木头上。边缘发黑的地方,我用指尖碰了一下——没有温度。那一片皮肤已经死了,没有血流,没有感觉,什么都不剩。
“这个不是病。”我说。
“是什么?”
我看着那块伤口。边缘整齐。不是溃烂那种不规则的边缘,是整齐的、清晰的边界,像有人用圆规画了一个圈。黑色的部分集中在中间,向外扩散,像墨水滴在纸上。
“可能是化学物质。”我说。
“什么?”
我想了想,找一个他能听懂的词。
“毒。不是吃进去的,是碰到皮肤上的。什么东西——液体,或者粉末——落在这块皮肤上,烧坏了它。”
他皱眉。“怎么碰的?”
“不知道。”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如果是时疫,不会只有一个人有这种伤。十七个人,只有这一个。说明不是空气传的,不是水传的。是他个人接触了什么。”
“需要查。”他说。不是疑问句。
“需要查。”我说。
他站起来,看着我。阳光在他身后,把他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他的眼睛很亮,比在奉天殿里亮得多。
“查。”他说。
就一个字。
但那个字里的东西,比在奉天殿里说过的所有话都重。
我们一直待到傍晚。
看了每一个人。活着的,死了的。记了每一个人的症状。发热的,不发热的。出疹的,不出疹的。吐的,拉的。身上有伤的,没有伤的。我把它们记在纱布上——没有纸,用木炭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懂。木炭在纱布上划出黑色的痕迹,一笔一笔的,像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