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容慕宁。
我这一生很短,只活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真正握着剑的时间不算长,真正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更短。可就是这些日子,让我觉得,够了。
我第一次听到宋如昔这个名字,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
其实更早之前,我就见过她。九岁那年的春日宴,宋尚书牵着一个穿鹅黄裙子的小女孩走过来,向我父亲行礼。她跟在后面也行礼,动作一丝不苟,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拘谨。满园子的热闹从她身边流过,她安安静静地站着,不东张西望,也不拉着父亲的衣角撒娇。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与年纪全不相称的沉静,像是想了很多事,却一件都不往外说。我朝她点头,她怔了一下,也轻轻回了一个。那年我九岁,她七岁,我们之间隔着整个春日宴的喧嚣,没说一句话。但我记得她的眼睛。
也是那年,蓝芷音嫁给霍霄宸。婚宴设在丞相府,夜里我溜出来透气,在莲花池边又遇见了她。她一个人站在水边,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隔着半个池子,我们对望了一眼,互相点了点头,然后各自走开。那个画面——满府热闹被隔在远处,她独自站在碎银子一样的水光前面——后来很多年都留在我心里。
可真正知道“宋如昔”这三个字的分量,是十二岁那年。
那之前一两年,京中便开始传宋尚书家的女儿是个神童。七岁在宫宴上应制赋诗,满座皆惊;九岁通读经史,与太傅对谈不落下风;十岁写文章论水利与民生,连宫里来的老翰林看了都沉默半晌,说“此女心智,不输成年才子”。我母亲是文官家出身,对这些事格外留意,常在饭桌上提起宋家小姐又写了什么、又被哪家夫人夸了。我听着,没什么感觉。那些离我太远了。我每日练箭、骑马、读兵书,手心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心里装的是父亲教的阵法和边塞的地形图。才女什么的,大概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那年秋日,父亲忽然跟我说,要带我去宋尚书府上坐坐。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书房擦剑。那把剑是他年轻时的佩剑,剑鞘上刻着“忠勇”二字,被他擦了几十年,铜色锃亮。他低着头,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晚上吃什么:“慕宁,你弓马算过得去了,但文墨底子薄。将领不能只会打仗,得有格局,有思量。宋家书香重,宋尚书的女儿更是名满京城的才女。我带你去坐坐,你和宋小姐切磋切磋,看看文人的书斋是什么样子,熏一熏书香气也好。”
“熏一熏”这个词让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是一块该浸墨的石头。但父亲说话从来不是商量,我便点头应了。心里想的是——切磋?她十岁,我十二岁。我跟一个十岁的女孩切磋什么?
到宋府那天是个晴好的午后。宋尚书和夫人在正厅奉茶,父亲与他们寒暄,说的无非是朝中之事、边关之况。我站在父亲身侧,脊背挺直,目不斜视,把练了无数遍的规矩做足。然后父亲便直入正题:“宋尚书,今日登门,不为你我交情,只为两个孩子。令爱才名远播,犬子慕宁十三,弓马尚可,文墨不足。容家世代习武,怕他日后只是一介武夫,少了格局与思量。故厚颜登门,想往后常携小儿来府上,向令爱请教文采,修一修心性。”
宋尚书含笑应下。宋夫人也温声附和,眼底满是赞同。
然后宋如昔从她母亲身后走了出来。
三年不见,她变了不少。长高了,眉眼比小时候长开了几分,脸颊还带着一点未褪尽的稚气,但整个人已经隐隐有了后来那股清秀温婉的模样。她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裙,头发梳得齐整,簪了一根素银簪子,没有多余的珠翠。和我见过的其他官家小姐都不一样——那些人穿红戴绿、环佩叮当,生怕旁人看不见自己。她却是往素净里收的,收得干干净净,反叫人移不开眼。
她抬眸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小时候那样过分安静。但安静里多了一层什么——像是读过太多书、想过太多事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忧思。她七岁成诗那年就在想的事,到了十岁,已经比很多大人想得都深。
我上前一步,躬身行礼:“久仰宋小姐才名,往后叨扰,还望多多指教。”
礼数周全,分寸恰好。这是父亲教了无数遍的——容家的儿子,走出去不能有半分失礼。但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确实有几分真心。毕竟她的才名不是虚的,满京城都传遍了。
她屈膝回礼,声音轻而稳:“容小公子客气,互相切磋罢了。”
宋尚书便让她带我去竹轩。竹轩是宋府的书斋,在宅子东侧,临着一小片竹林,安静得很。一路走过去,廊下清风穿堂,竹叶簌簌作响。我们并肩走着,谁也没有说话。我不觉得尴尬,大概她也不觉得。这倒有些稀奇——我平时跟陌生人走在一起,沉默总会让人想找话来说,但和她走在一起,不说话也没什么。就像那个莲花池边的夜晚,我们只是互相点了个头,就已经什么都说了似的。
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住了。
我跟着停下,侧身看她。她抬眸看我,眼神认真极了,带着一种既是孩童又是大人的混合气质——那副神情,后来我见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让我觉得,她活着,比旁人都用力。
“容小公子,”她开口,字句清晰,“我有一事,始终不解。”
“小姐请讲。”
她微微偏了偏头,像是在确认措辞,然后郑重地说了出来。她问的是战争。不是“打仗是什么样的”,不是“你父亲杀过多少人”。她问的是——这世间,为何一定要有战乱?若每个国家都好好打理内政,轻徭薄赋,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国互不侵犯,各自安稳,难道不好吗?为何非要征战不休,让将士埋骨,让百姓流离?
她说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像是想了很久才问出来的。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发问,这是一个盘旋了数年的困惑,被她养在心里,喂了十年的书卷和忧思,终于在这一刻向一个人问出了口。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是被问住了,而是在想怎么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多了——朝堂上的策论、史书里的分析、父亲的教导——但那些都不合适。她问我是因为她觉得我能给她一个值得听的答案,我不能随便糊弄。
我想到了街市上那个卖布的人。
小时候我常在街市上闲逛,见过一个人挑担子卖自家织的布。布织得一般,但价钱公道,每天卖出几匹,买米买菜,日子不算富足倒也安稳。后来有一回,他运气好,一天之内把担子里的布全卖了,赚了平日好几倍的银钱。从那天起,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把村里的织机都收来,雇人织布,自己去更远的镇上卖,赚得越来越多,人却越来越不满足。以前赚碎银就高兴,现在赚了整锭银子反而皱着眉。
我把这件事讲给她听。一字一句,不急不缓。她微微前倾了身子,听得认真极了。
“人心都是贪的,”我说,“有了温饱,便想富足;有了富足,便想更强;有了疆土,便想更广。很少有人能在得利之后甘心止步。一国也是如此。明君不常有,贪欲却常有。强者想吞弱,富者想兼贫,野心一起,战乱便起。不是你不想打,天下便无战。”
她怔怔地望着我。那双安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被敲了一下,多年混沌的迷雾散开了一丝。我看得出来——这些话,她听进去了。不是听了就完,是正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
于是我继续往下说。话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那个卖布的人身上,转到了我自己身上。这话我从未对人说过。不是刻意藏着,是没有合适的人可说。父亲和母亲不需要听这些,他们自己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可此刻站在竹影里,对着一个十岁的女孩,我忽然觉得这些话可以说。她那双眼睛,像是能装得下。
“我父亲是大将军,一生在北方厮杀,多次险死还生。那些伤疤,我从小看到大。我小时候问我母亲,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去。母亲说,因为不去不行。后来我就不问了。因为我懂了——有些事,不是愿不愿,而是该不该。”
我抬眸,望向北方的天际。廊外的竹林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竹叶沙沙地响。
“我是容家独子,将来必承袭爵位,也会像父亲一样,镇守边疆,戍卫国土。我容家世代将门,从曾祖到父亲,守的都是同一句话——以身做盾,换国无虞。这世上总有人贪心不止,总有人想吞别人的疆土、抢别人的米粮。所以便必须有人,站在前面挡着。”
我没有告诉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十二三岁的少年,听父亲讲忠勇、讲家国、讲以身做盾,听的时候热血翻涌,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做这些事的。可热血下面还有一层,是我自己都不太敢碰的——是马革裹尸四个字,是战死沙场四个字,是父亲说“你曾祖死在马上,你祖父死在马上”时那平静的语气。这些东西我从来没对人说过。她怕战争,怕杀伐,怕堂兄从军后再也不回来。我比她大两岁,可我也怕的。我只是不能把这种怕说出来。说了就显得软弱,说了就会让人失望——父亲会失望,母亲会担心,那些将来要跟着我上战场的兵,更不该有一个会害怕的将军。我把这份惧意压在心底最深处,压得严严实实。我觉得没人会懂,也没人该懂。于是我又加了一句——不,是承诺,是对我自己说的承诺:“我会尽力活下去。我会守住边境,也会平安回来。”
我说得平静,没有慷慨激昂。但每个字都像是从骨头里刻出来的。
她的眼神跳了一下,随即垂下眼去。睫毛纤长,在眼下投了一小片浅浅的阴影。她没有马上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是在消化什么东西。风把她鬓边一丝碎发吹起来,她没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