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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终于倒下1990 下（第3页）

“又不舒服？”他问。

“嗯，头晕得厉害。”西贝靠在橱柜上，喘了口气，抱着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看着他说，“瑛嵘，今天厂里要是没什么急事，能不能……请半天假？或者，你去上班前，帮我烧壶热水，把药拿过来？我实在没力气……”

甘瑛嵘看着她，看了好几秒，那眼神里有关切吗？或许有一丝。但更多的，是一种权衡，一种习惯性的、对“麻烦”的评估。然后，他开口，声音平铺直叙：“请假要扣工资的。你这个月病假请了好几天了，再请，这个月的全勤奖和部分工资就没了。要不……你再坚持一下？热水我现在去烧，药我给你拿。你吃了药躺会儿，说不定就好了。毕竟甘悠看病也需要钱。”

西贝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荒诞，也无比清醒。她的头晕，她的虚弱，她的请求，在他那里，被迅速换算成了“扣工资”、“全勤奖”、“请假天数”。他想到的是单位的考勤制度，是这个月能拿回家多少钱，唯独没有优先想到，此刻站在他面前、虚弱地向他求助的，是他的妻子，是需要他照顾的人。

他甚至觉得，他愿意去烧水、拿药，已经是“做了事”，已经是对她诉求的响应。他完全无法理解，在妻子生病的时刻，丈夫的“在场”、体贴和优先照顾，本身比那点工资和奖金重要一万倍。

心底最后一点期待的火星，噗地一声，彻底熄灭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白的灰烬。

“不用了。”她听见自己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古怪笑意的话音，“你去上班吧。别耽误了。奖金要紧。”

甘瑛嵘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觉得她这话有点不对劲，但也没深想，点点头：“那行，你实在不行就打电话到车间。热水我这就去烧。”说完，他转身去拿水壶。

西贝没再看他，扶着墙，慢慢地挪回了卧室，躺下。她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留下的一小块污渍，心里空空荡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不恨，不怨，不悲，不怒。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做了一件与她毫不相干的事。

甘瑛嵘烧好水，倒了一杯放在她床头，又把药片和水杯一起拿过来。“药在这儿，记得吃。我走了。”他站在床边说。

“嗯。”西贝应了一声，没回头。

大门关上的声音传来。甘悠从她的小床上坐起来。她早就醒了，刚才的话，她一字不落地全听见了。她没哭，也没闹，只是静静地下床，走到妈妈床边，先试了试妈妈额头的温度，然后拿起药，看了看说明书，抠出两粒，又端起水杯。

“妈妈，吃药。”她的声音平静无波。

西贝就着女儿的手，把药吞下去。温水下肚，却暖不了四肢百骸的冰冷。

“妈妈，”甘悠放下杯子，看着西贝，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是超越年龄的冷静和决断，“等他晚上回来，你把那份东西拿出来吧。让他签。”

西贝看着女儿，喉咙哽住。

“他不配当你丈夫，也不配当我爸爸。”甘悠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却像小锤子敲在人心上，“丈夫不是这样的。爸爸更不是这样的。我同学的爸爸，会送他们上学，会给他们讲故事，会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着急。我的爸爸，只会在妈妈晕倒的时候说‘知道了’，只会在妈妈需要他的时候算‘扣多少钱’。妈妈，我不要这样的爸爸。我们不要他了，好不好？”

西贝的眼泪无声地滚落。她伸出手，把女儿冰凉的小手握在掌心，紧紧攥着，仿佛那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唯一的温暖连接。她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甘瑛嵘回来时，西贝没有吵，也没有闹。她只是坐在饭桌前，面前摊着那份下午从抽屉里取出来的、已经有些折痕的离婚协议书。甘悠坐在她旁边，低着头写作业，没有像往常一样叫“爸爸”。

甘瑛嵘看到协议书，脚步顿住了，脸上的肌肉似乎僵硬了一下。他走过来，拿起那张纸，快速扫了一遍，抬头看向西贝，眼神里有震惊，有不解，还有一丝被冒犯的恼怒：“西贝，你什么意思？就为早上的事？我不是给你烧水拿药了吗？我也说了，请假要扣钱，我们这个家……”

“这个家？”西贝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可怕，甚至微微笑了笑，“甘瑛嵘，你告诉我，这里真的是‘家’吗？对你来说，这里是不是只是一个睡觉、吃饭、每个月交了工资就觉得自己尽完责任的地方？我和悠悠，是不是只是住在这里、需要你定时投喂的两个人形物件？”

“你胡说什么！”甘瑛嵘脸涨红了，“我怎么不尽责任了？工资我少交一分了吗？悠悠看病花钱，我皱过一次眉头吗？是，我是不会说话，不会哄人，家里事我做得少，可我也在努力啊！我每天上班不累吗？回来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非要为一点小事闹离婚？说出去不怕人笑话！”

“小事？”西贝看着他，眼神空洞，“你觉得这是小事。我晕倒在家门口，是小事。我高烧四十度你让我‘坚持一下’，是小事。悠悠天天吃冷馒头，是小事。我累死累活，你视而不见，是小事。甘瑛嵘，对你来说，只要这个房子没塌，只要每个月有工资拿回来，只要人还没死，就都是‘小事’，对吗？”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甘瑛嵘把协议书拍在桌上，胸膛起伏，“我跟你没法说！这字我不会签的！离婚？你想都别想！我丢不起那个人！”

“你丢不起那个人……”西贝重复着这句话，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得肩膀颤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是啊，你丢不起那个人。你的面子，比我和悠悠的死活重要多了。甘瑛嵘，你真可悲。”

她止住笑，擦去眼泪，看着甘瑛嵘，眼神是彻底的冰冷和决绝：“你不签，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耗着。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这个家，我和悠悠过。你，请自便。”

说完，她拉起旁边一直沉默的甘悠，转身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甘瑛嵘一个人站在凌乱的客厅里，对着紧闭的卧室门，和桌上那张刺眼的离婚协议书。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愤怒、委屈、不解、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慌，在他心里搅成一团。他不明白，事情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样。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不是一直这样吗？这个家，不也一直这么过来了吗？

那天晚上，甘瑛嵘在钢丝床上坐了一夜。西贝搂着甘悠，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在黑暗中睁着眼。

从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彻底改变了，以一种更冰冷、更彻底的方式。甘悠不再叫“爸爸”。起初是沉默，当不得不交流时，她会用“喂”，或者直接说“你”。后来，她开始直呼其名“甘瑛嵘”，语气平淡，没有起伏，像在称呼一个无关紧要的、合租的陌生人。偶尔，她也会叫西贝的名字，更多是在心疼妈妈、责怪妈妈不爱惜自己身体的时候。但“爸爸”这个称呼，连同它所代表的所有情感依赖、期待和孺慕，被她亲手、彻底地封存、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