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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终于倒下1990 下(第2页)

西贝闭着眼,滚烫的眼泪从眼角滑落,迅速没入鬓角。她知道甘瑛嵘是什么样的人。厂里谁家有事,他能帮忙绝不推辞;同事有困难,他有时比对自己家事还上心。可对这个家,对他娶回来的妻子,对他生下的女儿,他更像一个定期回来住宿、吃饭、睡觉的房客。他的热心和能量,仿佛在迈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刻,就被自动抽干了,只剩下沉默、被动、和一种令人窒息的疏离。

她早就该习惯了。可每一次,当身体最脆弱、最需要一点依靠的时候,这种冰冷的、彻头彻尾的“无视”,还是会像淬了冰的针,精准地扎进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痛得她浑身发颤。

甘悠被关门声惊醒了。她抬起头,看到妈妈脸上的泪痕,又看看空荡荡的门口。她默默地站起身,去厨房,打开煤气灶,烧了一壶热水。然后倒了一杯,轻轻吹温,扶起妈妈。

“妈妈,喝水。”她的声音哑哑的,带着熬夜的疲惫,但动作稳当。

西贝就着女儿的手,小口喝着温水。那水温透过杯子,熨帖着她冰凉的手指,也熨烫着她千疮百孔的心。还好,她还有悠悠。这个从她身体里孕育、在她艰难中长大的小人儿,用她稚嫩的肩膀和超乎年龄的懂事,在她摇摇欲坠的世界里,撑起了一小片不至于彻底坍塌的天空。

二、冰点、协议与沉默的丈夫

西贝这场病来得凶,去得慢。高烧反复,加上长期劳累透支,医生诊断为严重贫血和神经衰弱,开了病假条,强制她卧床休息至少一周,还开了不少营养神经和补血的药。

这一周,是这个家最诡异、也最清晰的“功能失调”展示期,也成了甘悠对父亲认知彻底崩塌的转折点。

甘瑛嵘依然每天上班、下班。他工资是全额上交的,自己只留一点零用,这点西贝从不否认。悠悠生病花钱如流水,他也没二话。偶尔他老家兄弟有急用,他也会跟西贝商量,能帮衬一点是一点。在经济责任上,他确实尽了力。但也仅此而已了。

除了经济,这个家仿佛与他隔着一层无形的、厚厚的玻璃墙。西贝卧床,家里自然乱套。地板脏了,甘瑛嵘能目不斜视地从污渍上跨过去,仿佛那是地板固有的花纹。垃圾袋满了,只要甘悠不吭声,它能一直堆在门口散发出异味。厨房里用过的碗碟,他能让它们在水池里浸泡到长出滑腻的薄膜。

晚饭是最大的难题。甘悠试着做,可九岁的孩子,能热熟剩菜就不错了。甘瑛嵘下班回来,看到冷锅冷灶,会皱皱眉。他不会问“悠悠你吃了吗”,也不会问“你妈想吃什么”。他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以下三种:一、煮一锅水放一把米,煮成或稀或稠、时常夹生的“粥”;二、去弄堂口买几个冷馒头或大饼;三、干脆说“不饿”,自己啃个苹果了事。他永远不会想到,生病的妻子需要营养,长身体的孩子需要热饭热菜。

西贝稍微好点,能扶着墙走动时,看到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水池边缘黏腻的污垢,还有地上明显的油渍,一股混杂着虚弱的怒火直冲头顶。她靠在厨房门框上,脸色苍白如纸,声音嘶哑:“甘瑛嵘,我病着,你就不能搭把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悠悠才多大,你让她天天吃冷馒头?”

甘瑛嵘正坐在桌前,就着酱瓜啃馒头,闻言抬起头,脸上是那种惯常的、混合着困惑和不耐烦的表情:“你要我做什么,你说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碗我不是不想洗,你平时不是嫌我洗不干净,还要返工吗?地我昨天想拖的,拖把坏了。馒头怎么了?能吃饱就行了。厂里加班的时候,我连馒头都吃不上。”

“你……”西贝气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心口揪着疼,“我说了有用吗?我说了你会做吗?地上这么脏你看不见?碗堆了几天了你洗过一个吗?拖把坏了你不能修?不能买新的?我是你老婆,不是你的保姆!就算保姆病了,主人也得自己动手吧?!悠悠是你女儿,不是捡来的!你就忍心让她天天吃这些?”

“你又来了。”甘瑛嵘把剩下的馒头塞进嘴里,用力咀嚼着,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每次都是这样,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我上班不累吗?我回来你就不能让我清净会儿?你要我做什么,你列个单子,我明天做,行了吧?悠悠不也吃得好好的?穷人家的孩子,哪有那么娇气。”

“明天?又是明天!”西贝的眼泪夺眶而出,不是委屈,是愤怒和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这个家有多少个‘明天’被你拖没了?孩子小时候生病,我整夜抱着,你在哪?在厂里加班!我妈住院,我单位医院家里三头跑,你在哪?在车间忙你的技术革新!是,你工作重要,你的事业高尚!可这个家呢?我和悠悠在你心里算什么?算你宿舍里两件会自己喘气的家具吗?!你摸着你良心问问,自从我嫁给你,你主动给我倒过一杯水吗?问过我想吃什么吗?你知道我现在生的是什么病吗?医生说我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你关心过吗?!”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久病的嘶哑和积压多年的怨愤,在小小的房间里撞击回荡。甘悠躲在里屋的门后,紧紧捂着耳朵,身体蜷缩起来。又来了,又吵起来了。每一次争吵,妈妈都像要把心肝脾肺都呕出来,字字血泪,而爸爸,永远像一堵沉默的、冰冷的墙,用他的“道理”和“明天”,把妈妈所有的情绪和诉求都反弹回去,撞得粉碎。

甘瑛嵘放下手里的筷子,站起身,脸上是烦躁和一种“你又开始无理取闹”的表情,“我跟你没法沟通。我出去静静。”

“你站住!”西贝冲着他的背影喊,身体摇摇欲坠,扶着门框才没摔倒,“甘瑛嵘,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不想过,我们离婚!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

“哐当”一声巨响,是甘瑛嵘甩门而去的声音。他用最彻底的沉默和离开,回应了她所有的愤怒、质问、甚至“离婚”的威胁。那巨响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和西贝压抑的、破碎的哭泣声。

甘悠从里屋走出来,脸上湿漉漉的。她走到妈妈身边,伸出细瘦的胳膊,抱住妈妈颤抖的、冰冷的身体。“妈妈,别哭了……”她把脸贴在西贝身上,“你身体会哭坏的……要不,你们就离婚吧。”

女儿稚嫩的声音,平静地说出这句话,让西贝浑身一震。她低头,看到甘悠仰起的小脸上,没有孩子的惊恐,只有一种早熟的、沉重的平静,和深藏眼底的心疼。

“悠悠,你……”

“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妈妈。”甘悠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你们总是这样吵。你不开心,爸爸也不开心。楼下的刘家阿嫂跟别人说,你们是‘怨偶’,要不是为了孩子,早散了。可是妈妈,如果你每天都不开心,每天都这么累,这么生气,我也不会开心的。我不要你们为了我,硬凑在一起。那样没意思。”

西贝的眼泪汹涌而出,紧紧抱住女儿,仿佛抱住最后一根浮木。连九岁的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下日复一日的消耗、指责和令人窒息的冷漠。她一直苦苦支撑的“完整家庭”的幻象,在女儿通透的目光下,碎得连渣都不剩。

那天晚上,甘瑛嵘很晚才回来,他直接躺在了那张小钢丝床上。黑暗中,西贝睁着眼,听着隔壁床上女儿均匀却似乎并不安稳的呼吸,听着甘瑛嵘偶尔翻身的窸窣声,万念俱灰。

第二天,她挣扎着起来,找出纸笔,坐在洒满苍白晨光的桌前,一笔一划,写下了“离婚协议书”。内容很简单,房子是自己父亲西林电力局分配的,跟甘瑛嵘没半毛钱关系;悠悠肯定跟着妈妈走;家里本就没多少存款,她一分不要,只要女儿。让甘瑛嵘收拾行李回他自己的娘家。写完后,她签上自己的名字,日期,然后把它仔细叠好,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用一叠病历压住。

她没有立刻拿出来。内心深处,那道“一旦结婚绝不离婚”的坎,那道担心“娘家怎么看”、“单位人怎么议论”的枷锁,依然沉重。她需要最后一点推力,或者,一个让她对自己彻底死心的理由。

这个理由,以一种更慢性、更无望的方式,持续地凌迟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西贝的贫血症犯了,一起床就头晕目眩,眼前发黑,不得不扶着墙慢慢挪到厨房,想烧点热水吃药。甘瑛嵘洗漱完出来,看到她惨白的脸色和虚浮的脚步,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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