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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第1页）

14。北京

乔治·坎贝尔和沙鲁克·梅塔在俄国使馆的长方形前厅里安静地等候。

尽管被几步之外的俄国卫兵不时用警惕的眼神扫射着，但坎贝尔觉得，这总好过汉阳造步枪扫射的威胁。

被捕后的经历，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他和梅塔就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囚室。牢房阴暗潮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你不能祈求这里比伦敦塔有更好的待遇；但清朝狱中的臭味是无法想象的，那可是混合了不知多少活着或死去的人的大小便、汗骚、脓液的气味。这些臭气的分子也许已经凝华在狱墙上，积成厚厚一层。坎贝尔发现自己无论卧躺在地还是紧挨墙壁，鼻孔都要受罪。他很惊讶，自己的嗅觉居然在这种环境下没有麻木起来。熬了几日发馊的汤水，这天忽然有个衣着光鲜的人出现在牢里。他带着英文翻译，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居然还是从对方的话中，坎贝尔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个英国间谍。起初他还不肯承认。但听那个唇上长着八字须的男人说，他跟电台对面的情报局了解过情况，再加上他略带谄媚的神态，坎贝尔当即就明白这是马主任的无中生有之计。

坎贝尔和梅塔在狱道相遇，还来不及彼此询问，便被清兵“请”到一顶大轿中。轿子里有个木箱，里头除了那台四维定位器外，还有一堆银子，大概就是当晚被清兵抄家的——数量少了一半有多，但这也不是计较的时候。轿子窗户被黑布封死。两人开始时还担心对方欲行灭口。但轿子走了一段便停下，几个身穿便服的陌生男子恭请他们下轿，然后话都不多说两句，抬起轿子飞奔而去，倒似怕被两个洋人追杀一般。

这是京城中一处墓地，阴风凄凄。他们找了一家客店，打算歇脚。不料在客店里吃一顿饭的时间，却先后来了三拨人。第一拨是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光头人，自称是云游四方的行者，求施舍些许钱粮。店主派了几个馒头，他们仍然赖着不走，直到一小把铜钱撒地，这帮人才像蝗虫般扑向下一个目标。第二批人是来收税的，坎贝尔觉得这大清国的税务官倒也挺人性化，还可以当场讲价。但事后一问，原来税官收的是宣统十三年的税，还声称如此提前征收，只为军费开支，实为百姓造福云云。第三队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他们来搜人。两个洋人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们从客房拉出一个西装笔挺的人，当街就砍了头，也许刀子不够锋利，砍了四下才彻底让那可怜虫身首分离。受刑者据说是南方革命党的奸细。

坎贝尔和梅塔再也不敢逗留，立即抱着定位器，一路摸向东交民巷，直到晚上才来到俄国公使馆那汉白玉石铺成的台阶上。

苍天有眼，波戈洛夫斯基还真在此处。

他穿过方板砖走廊冲出来，身上还穿着睡衣。踢踏踢踏的拖鞋声响彻两层楼高的前厅。

三人相见时，不由得悲喜交集，拥抱在一起。那份热烈，几乎把天花板上金碧辉煌的大吊灯都感染得闪烁起来。

“这两位是你的同事吗？亲爱的伊凡。”波戈洛夫斯基听到身后一把厚实的声音响起，用的是俄语。

波戈洛夫斯基眉头微皱，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犹豫的机会，便对刚才问话的那位衣冠楚楚的长者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前几天失散了，没想到今天还有机会重聚。希望你能暂时收留他们。”

长者面露微笑，但目光在坎贝尔和梅塔身上扫了一圈。“欢迎两位来到使馆。”

坎贝尔只觉得身上像被鹰爪刮过一般。他听不懂俄语，只好机械地微笑着。

“我来介绍，”波戈洛夫斯基站到长者和两位同事之间，“这位是英国科学家乔治·坎贝尔先生，这位是印度的科学家沙鲁克·梅塔。”

听到“英国”一词，长者神色略变，而对印度还有科学家一事，似亦感到难以置信，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友好地跟两位客人握手。

波戈洛夫斯基向长者高抬右手：“这位是沙皇陛下派驻大清国的公使，卡普什金大人。”

涡卷形曲线的雕刻纹饰，让公使馆的房门显得特别沉厚。

坎贝尔关上房门前，装作不经意地观看楼道两边。三人聊了一阵，他又蹑手蹑脚走到墙边，猛一开门。曲折的楼道只有一盏廊灯亮着，显得十分幽长，楼道尽头还有面装饰着花环的镜子，反射着转角处的红木扶手。

“安全了吧，邦德先生。”沙鲁克说。

“这个地方真是充满了罪恶的气息。”自从被传输回20世纪后，这句话都变成坎贝尔的口头禅了。

“放轻松点，伙计，麻烦都过去了。”波戈洛夫斯基边说边打开胡桃木抽屉，里头有三只杯子。

“俄国人真是嗜酒如命。”梅塔盯着伊凡手中的酒瓶喃喃道。“刚才在外面，我还嗅到有个行政人员一身酒气。”

“这么说可不大公平。”波戈洛夫斯基笑起来。“对俄国人来说，性命哪有伏特加重要。”

“我有时都在怀疑，基地是不是被咀咒过。每批架设定位器的人都没遇上好事。”坎贝尔接回刚才的话题。“不过对你来说，麻烦确实结束了，看得出，那位公使大人把你当成宝贝；当然你确实是，你满脑袋的物理知识，无论搞生意还是做军火，都能飞黄腾达。这个地方就像老家一样。哦，按照国际法，这确实是你们俄国的领土……”

波戈洛夫斯摸着麂皮沙发没作声。卡普什金跟自己确实一见如故，他对俄国工业、技术的落后深感惋惜，跟波戈洛夫斯基敞开话题后，两人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谈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波戈洛夫斯基惊讶于公使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他幼年时接受的教育，总是把沙俄官僚描绘成脑满肠肥、对农奴高举皮鞭的形象。他本以为，这些俄国贵族老爷的学术水平，仅限于四则混合运算以下。于是，在相谈甚欢之时，他向公使说，自己已经离开苏比列特石油勘探公司——毕竟他也怕公使馆向圣彼得堡求证。他自认是一个民间科学组织的人，顺水推舟地坎贝尔和梅塔也是。这倒部分是实情。

“说到使馆就是领土，”梅塔忽然插口，“那倒不一定。”

“难道这个年头的国际法不一样？”坎贝尔耸耸肩。

梅塔说：“可谓无法无天，中国奉系的军阀就试过闯进苏联使馆，抓捕中共的高层。”

“不过至少在十月革命前，沙俄使馆是安全的，但得加个前提条件。”坎贝尔敲着金色的暖墙，仿佛怕声音会穿过去。“对俄国人是安全的。可我是英国人，梅塔的祖国是英国殖民地，嘿，从某个意义上说，我俩都是俄国要提防的人呢。一战结盟之前，英国坑过俄国几回。”

“但你不是已经住进了俄国使馆了吗？”波戈洛夫斯基不以为然地说。“公使对干我们这行的，尊重得不得了。”

“科热伏尼科夫佯谬？”

“什么？”

“有个家伙发现，苏联最出色的科学家都是在斯大林主义鼎盛时期出现的，但政治宽松后，苏联反而出不了科学大师。”

虽然明知英国人接下来少不了招牌式的嘲讽，但波戈洛夫斯基还是好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