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原噤声。
刘旦起身,负手立于窗前,望着江面翻涌。
他终于意识到,那位不言不动的皇兄,已经在宫中赢下了这场博弈的先手。
不是靠皇帝一句话,而是靠整整一部“储位律典”。
那是制度,是标签,是信号。
朝臣们看到这本律典时,便已明白:太子,是被赋予“正名”的那一个。
而他刘旦,虽然在巡,可不是“下命出使”。
他是“自己要来的”。
就算一路泥泞走遍三郡九县,在那些老成的官员眼里,他不过是个“不肯退场的棋子”。
不是储,也不是敌。
只是个——尴尬的人。
四日后,刘旦到达南郡中府。
他强忍情绪,命韩原再发公文,要求三府一体配合,设听政讲座,招募乡吏入座问答。
照规制,百里之内各县皆应遣吏参与。
当日午后,他整顿仪容,于中堂设位。
厅外高悬横匾:“皇子刘旦临座讲制”。
香点了三炷,茶斟了三回。
却直到斜阳挂在檐角,也只来了七人,其中三个还是县中学生,尚未入职。
刘旦坐在堂上,看着堂下几张稀稀落落的席位,终于将手中册卷一叠,声若冰霜:
“退了。”
韩原跪下:“殿下……”
刘旦并未动怒,也未发声,只沉默起身,独自返回后堂。
他知道,这一次,自己不是在试南府——是南府在试他。
而他,输了。
朝中得报,当日夜,便已有风声传回京城。
“南巡无声,三郡冷遇。”
“所讲无听,所行无令。”
“皇子行,若流客。”
这几句不曾出现在官方公文,却在朝中酒宴私语间迅速传开。
杨洪收到消息时,正在太常正厅与几名律官草议“储典第四案”。
一位主典官开口时提到:“三殿下似难以再动章程,恐怕这第四案可以由太子正式定稿。”
杨洪微笑未语,只抬手轻敲案面:
“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