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宁没有看到那封信。
或者说,她选择不去看。
展览最后一天傍晚,天突降暴雨,厂区附近的排水沟一时间溢满,地面积水漫过脚踝,天空低得像要垂落下来,黑压压的云下,整片废旧工业区被雨幕笼罩,仿佛世界都沉进水里。
她仍旧按原计划,一人锁门,熄灯,将每一幅画收回画布筒,静静打包。
她没有助手,也没通知任何朋友。
这个展览本就是为自己而设的,开头不需仪式,结束也无需送别。
她拖着画筒走出厂门时,鞋已湿透,雨水顺着发丝滴到衣领,她没有撑伞,也没有遮挡,只是一步一步走过被雨水浸润的石砖地,像走在旧梦里。
门口那个小铁盒,她不是没看见。
她看见的那一刻,只是顿了顿,随后像无事发生般绕开了它。
她知道林庭深来过。
她甚至知道,他不会踏进这座厂房半步。
这是一场双向默契的拒绝。
她不问,他不说;她不拆,他不寄望。
他们都明白,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挥手说再见,而是从某一天开始,再也不打扰。
那封信被雨水打湿,字迹晕染,信纸泡涨,却仍被她妥帖收进画筒夹层。
不是要保留,而是不愿让它烂在泥地里。
有些东西,不值得宣扬,也不必扔掉。
就像林庭深。
她从未后悔过那段爱。
她只是,终于不再需要他来承接任何情绪。
—
回到画室时天已全黑。
她换下湿衣服,冲了个热水澡,擦干头发坐在画桌前,煮了一壶绿茶,茶香混着雨声,在室内飘散开。
她没有立刻睡。
她重新取出那封已经变形的信,摊开,放在桌上,没有擦干,也没有复写,只是任由那水渍一圈圈晕开,像是某种注定要被记住却不能重来的痕。
她将那张信纸压在玻璃板下,盖着一层旧画稿,就那么静静地放进抽屉。
什么都没说。
一如那封信落款时,那道没有字、只有一笔光的留白。
—
接下来的日子,她去了云南做采风调研。
山区信号差,每天和外界联系的时间也短。
她穿着防晒衣、戴着斗笠,走在陡峭的梯田边,与当地几个少数民族的女孩子一起画墙体壁画,指导乡镇里的学校开设简易美术教室,顺便做一些关于“图像与口述记忆”结合的课题研究。
她的脚步踏实,讲话清楚,笑起来的时候带着阳光灼烧后的倦意,也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