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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处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第2页）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清代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要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3。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在一个团体里，对人说话语气轻一点儿、重一点儿，与某人多说几句、少说几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个团体内会有不同的派系，各派势力都会盯着你看，看你倒向谁一方，看你爱与谁交往，看你说话时站在哪一面的立场上……因此，在团体中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某些人，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旋涡中去了。这对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曾国藩门下有众多宾客幕僚效命，他对吸收人入幕很慎重，管理得也较严。曾国藩和同为清代的魏裔介说：“慎言语，养德之大”，“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而且，曾国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召集幕客们一起吃饭，幕客们都会按时来就餐，从不敢违背。他知道，只要管好身边的人，就能少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

曾国藩把慎言当做自己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关键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要求家人做到慎言。曾国藩在《英雄诫子弟》一文中，特意引证马援训诫子弟的话——马援的子侄好讥议别人，爱和侠客交往，马援告诫子侄们说：

吾欲汝曹（你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龙氏始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有两个尚未成年的侄子，一个叫马严，另一个叫马敦。马援很关心他们的成长，但身在军营，不能当面教导，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介绍了龙伯高和杜季良。马援希望子侄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讳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有时却说不得。因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妄评法度的是非，最易招惹是非和横祸，所以马援最厌恶信口乱说话的人，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人大多都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因此，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举止要重，发言要切。尔终生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

并且，曾国藩也要求弟弟慎于言语，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闰三月二日占领舟山，四月七日侵入大连，十三日侵入烟台，六月十五日占领北塘，七月五日夺得大沽口炮台，八日攻入天津。八月四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七日进至距北京城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

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却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

多思慎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诸如“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等至理名言就可知道一二。古语云：“口舌者，祸患之宫，亡灭之府也。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患入，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追。其犹射也：悬机未发，则犹可止；矢一离弦，虽欲返之，弗可得也。”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

饶舌的人常常会吃亏；慎言的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有一句话说：“害人的舌头比魔鬼还厉害……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一排牙齿，两片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这是文学家的语言，意思是说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多加考虑。在没有成熟的意见之前，宁可慎言，甚至不言。

感悟曾文正公的进德，“走路要重，说话要钝”，君子慎言，尤为重要。因此，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做人最大的成功之一。

4。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低调是一种风度，高标是一种气魄。懂得高标处世，善于低调做人，不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

人们有时会在一些重要的人生关口发现，自己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在关键时刻竟然派不上用场，有时还“聪明反被聪明误”，甚至就栽在自己的这个聪明劲儿上。因为你的聪明跟不上变化的形势，反而将事情弄得更复杂。

做事开张，做人收敛，这一点是中庸思想中处世之道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个要做大事业者的最佳状态。同时，开张必须以收敛为基础，因为收敛可以使人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既可深自收敛又可勇猛精进，这实在是一种最智慧最通达的处世之道。

为人收敛，不光是哲学上和个人修养上的一种体悟，更是避祸消灾的重要法门。在曾国藩的家书里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嘉王赵，另一个是沈万三。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着看，一定是给了曾国藩很大的触动。

嘉王赵君页，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他从小就好读古书，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发表言论，后来还数次上疏议论朝政，在当时很有影响，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这时，他的心腹劝他说：“您是天子的弟子，不好声色犬马，一心致力于典籍，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议论朝政，皇帝和太后都会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并和他的部属成天忙于研究药方。朝廷后来专门下诏称赞他，还对他进行了褒奖。

而沈万三的故事显然就悲惨得多了。

明朝时，沈万三是金陵巨富，虽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后，打算扩大外城，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国库空虚，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沈万三这时出面了，为了和朱元璋搞好关系，他表示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面同时开工，由于财大气粗，沈万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队还早三天完成了任务。之后，朱元璋赐给他酒宴，慰劳他说：“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朱元璋心里并不高兴，竟然比我的官方工程队还快，他对沈万三的富裕既厌恶又嫉恨。

而当时，沈万三有一块田地，正靠近湖边，为了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边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讨厌他太富，而且连他这个皇帝也比不上他，于是太祖一点儿也没留情面，单独对他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赋税高得吓人。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想杀他了，只是一时找不到理由。

忽然有一天，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这一下子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为心，“茅心”者，“谋心”也，此乃叛逆之举。不由分说，朱元璋就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又查抄了他的家产，将其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冤枉，他既没有犯法，而且还为皇帝出了力，反而被杀，你说可不可悲。

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人世，人们的那一点儿小聪明显得多么地可笑和幼稚，多么地不值一提。而在此时，“憨”、“拙”、“直”、“朴”这些本与聪明无缘的字眼，却会显露出一种闪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为鉴，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鉴。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扬扬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管仲）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