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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处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第3页）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做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这样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5。巧妙把握刚与柔的火候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渐泄沓委靡，人才亦日渐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清朱克敬撰）中曾有一条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当时，政治场合中广泛流传着一首词叫《一剪梅》，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的官场积习：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也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还有，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立身之本，胸中充满了正直刚强之气，对作为友军的绿营兵和当地其他民团武装的无能嗤之以鼻。就因为这一点，他不知道开罪了多少当地的官绅和其他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于是，在缺乏军需供给和友军支援的情况下，湘军作战时总是孤军深入，被石达开打败了三次。

父丧、军事失利、官场的严重倾轧对他都是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时间内，他意志消沉，精神上非常痛苦。在对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体近乎绝望的情形下，曾国藩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开始了由申韩之法向老庄之道的转变，在思想上开始由弱求胜。他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

其实，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复出后，主动修好与同僚、友军的关系，一改往日作风，以弱胜合作的态度主动裁减湘军，大力扶持左宗棠、李鸿章，壮大对敌作战的友军队伍，从孤军推进到中兴三臣团结合作，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的例子是弱胜、合作的一个绝佳注脚。从此之后他更加意识到，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这是需要技巧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被曾国藩视为处世秘诀的“柔”字。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曾国藩的刚柔之道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刚柔之术，兼而有之。他深知官场风云波谲云诡，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卷入旋涡，因此他坚持阴阳互济，缺一不可；他平衡各种官场关系，不强出头，不争功名，低调行事，即使权倾朝野，他也做到善始善终，堪为这方面的楷模。

做人应该刚柔相济。太刚则折，而且过于死板；太柔则靡，而变得毫无原则。只有不拘一格，灵活应变，才会在为人、处世、治国方面得心应手。人生是经历紧张、松弛，再紧张、再松弛，不断辗转循环，人就不断进步，这种情况和太极拳一样，通过一弛一张，表现阴阳、刚柔，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太极人生”。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十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因此，应该灵活应变，相机而动。

6。荣辱集一身，宠骂若等闲

宦海是很险恶的，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因此曾多次惹清廷不满。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帝即位。监察御史曲子亮因参奏广西巡抚郑祖琛而获罪入狱，曾国藩因出班替曲子亮辩护而入狱。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