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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处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第4页）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曾国藩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收回了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他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为此，曾国藩也开始闹起了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从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1860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再次命曾国藩遣派鲍超率两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克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且清廷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曾国藩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再次惹清廷不满。

在朝政上，曾国藩真可谓千推万阻，步步维艰，而在领导湘军上，使湘军从无到有并做大做强也是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也是苦多乐少、败多胜少。

当时，曾国藩率兵从衡阳出发打到武汉，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各方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众多羞辱。直到武汉被打下，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后，曾国藩来到江西，战事很快又处于胶着状态。

从咸丰五年（1855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五六年里，他在江西、安徽一带发起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国藩一次次地遭遇到了地方政府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和友军的不配合，走投无路之下，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当时的曾国藩终日里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五十岁，就已经眼花齿摇，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此后，当他了解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谏争之举上奏进行沉痛的自责，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奋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正如他的《挺经》中说的：

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1857年）、戊午（1858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他说：“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句话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向人示弱，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

俗语说：“不遭人嫉是庸才。”看曾国藩的人生，确实是顺境少，逆境多。他的一生可谓坎坷，但就在这样的人生境遇里，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忍”功。他屡败屡战，牢记“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这句箴言，以坚忍的性格成就了大事。

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不懂得忍的重要性，总是该忍的不忍，该让的不让，极容易头脑发热，最后危及自身。所以，一定要用理智来处理遇到的问题，无关大局之处一定要忍要让。用这样的思想来处世，表面上是退是让，是与世无争，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将自己争的动机隐藏于无形之中。

7。“强”字须从“明”字做出

曾国藩，一生追求和重视“明”、“强”二字，给人不少启示。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至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做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国藩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自那以后，曾国藩不再那么一味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世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

当然，强是曾国藩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同时，恰恰也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但是，曾国荃这位老九的“强”有点儿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湖北巡抚不久，就狠狠地参了湖广总督官文一本，说他是肃顺党羽，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当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羽，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更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可是将朝廷置于了难堪之地。可见，于公于私，老九的此举都太不明智！

曾国藩深为老九的莽撞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国藩反复给九弟讲明强：

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中庸》（战国子思著）中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其重要之处归结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句话上。

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蛮横，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曾国藩讲明强，也就说要明智的强，不是蛮横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是两个分立的字眼，“明”是“明”，“强”是“强”。一般人只能做到一个“明”就已经很不错了，说其是高人一点儿都不过。既要“明”还要“强”，实属不易，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在这里，“明”有两种解释，一是高明，二是精明。

一般人都看得比较近，能考虑三天有饭吃的已是有心之人，如果能看得远些再远些，或是能看到极远的东西，或是登上山顶俯瞰树木山林鸟兽动物，或是能看到更广阔的东西，或是能把脉自然万物摸透其心，即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修为，用心经营，这就叫“高明”了。

当然，“强”字也有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做事有根据，不武断。心里不明白就决断，是武断，搞清了再决断，就是明断。

常人见闻少，想要求“强”不易，但人总是想要求“强”的。因此，“明强”放在一起就应该是“高明”、“精明”、“明断”的意思。几个“明”加在一起，常人是做不来的，所以这才有了凡人与伟人之分，但凡人一直在努力着，求“明”的同时，也在拼命地求“强”。

“明强”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对此，曾国藩这样规劝其弟：

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生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做法，这就是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仙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分。因此，曾国藩认为，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可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看现实中人，每每的打拼世界，个个都在求强求胜，不同的只是“强”的品位和结果不一样。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8。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曾国藩说：“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便宜。”

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曾经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生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黑暗。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发卷所走各家，一半系余旧友，唯屡次扰人，心殊不安，我自从己亥年（1839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1840年）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曾国潢）在京年余，亦得得略见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