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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治学 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02（第1页）

第五章治学：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02

5。看、读、写、作四者需兼备

子女长大后，曾国藩要求更加严格，他在军政繁忙之余，隔几天就给儿子们写信，反复督促他们读书学习，叮嘱说：“望尔兄弟殚心竭力，以好学为第一义。”

读书是曾国藩很看重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等问题。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

李白的诗歌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自从齐梁以来，专注于形式主义的华丽浮靡文学风气盛行一时，在散文方面主要表现为骈体文，而在诗歌方面则是以宫体诗为代表。宫体诗主要反映宫廷的奢侈腐朽生活，内容绮靡猥琐，是诗歌中的糟粕，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直到唐初，仍然受到这种风气的恶劣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唐初著名诗人陈子昂积极提倡“建安风骨”，尖锐批判齐梁诗风，以富于革新的精神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将批判矛头直指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这种文学“绮丽不足珍贵”的实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诗言志”，曾国藩和李白作为各自所处历史时代的佼佼者，都有着济世匡民的抱负，但不同的是，前者经过执著的追求和努力，终于成为晚清一代名臣，使濒临崩溃的清王朝避免了灭顶之灾，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后者虽然也当过三年的供奉翰林，实际上只不过是唐玄宗用以点缀和粉饰太平的有名无实之职，最后不得不带着遗憾至极的心情，在腐朽权贵的诬陷和排挤下离开长安，饮恨而终。

对于这位怀才不遇的唐代诗坛奇才，曾国藩并没有像唐玄宗、杨国忠等那样用做摆设或压抑打击，而是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并通过向其他前代圣哲学习，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同时代人和后世所敬佩的智者。

曾国藩对李白诗的推崇，从他给儿子纪泽的两封信中也可以窥知一二。他在给儿子的两封信中分别写道：

李（李白）、杜（杜甫）、韩（韩愈）、苏（苏轼）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之否？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韩文公集》）、《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韩愈）欧（欧阳修）曾（曾巩）王（王安石）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卜商）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

曾国藩认为，古人的妙文，只有通过诵读才能真正领悟其中深味：“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所以曾国藩强调，要读书，而不要看书。

他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高声朗读诗文，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如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一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温韩文，高声朗诵十余首，似有所得。大约古来诗家、文家、书家皆有所谓笔阵者，厚蓄于阵之初，而不必究极于阵之终，阵将酣时又已作变态矣。”朗诵的同时，能体会到文章的妙处，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境界也就逐渐提高。

写文章有一个熟练的过程。韩愈最善选词炼句，因此佳句迭出，传诵千古。经过悉心探究，曾国藩发现，原来韩愈在读书时，每当遇到赏心悦目的词句，就分类抄录下来，经长期积累，这些奇词妙语就都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后来曾纪泽学作文，曾国藩就授以此法，让他分类抄写辞藻小册，以备选用。

曾国藩自己文章绝妙，被誉为晚清国手，这正是学习韩文的结果。在他的**下，曾纪泽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曾国荃的许多奏折，就是他代拟的。

而读史书、诸子之书，曾国藩则认为宜用“看”。“看”的速度较快，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经典之作，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为了说明这二者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被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是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则是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

至于作，即是作诗文，各种类型的诗文都要练习作，不可因作不好而止步。曾国藩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一个人在少年时要有志向有抱负，甚至狂妄点都不要紧。有进取心的狂者，远胜无大志的规矩孩子。人们常说“上帝原谅年轻人的过错”。为何不充分利用这种宽容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一番拼搏？纵然失败了，还可以再干；纵然可笑，也让别人笑去好了。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高明的作者善于避虚行实，以实写虚，实就像诗的骨骼，任作者切割、分解、变形、重组，姿态百出，变而有序，诗味儿、性情都在这变幻中出来了。如果没有骨骼，或者有，摸不着，看不出，尽管一诗的情，一诗的血肉，也显得轻，显得软，显得空了。

曾国藩记述了自己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及史学家中选择了三十余人，并让儿子纪泽“图其遗像”，藏在家塾的事情，一方面用于勉励自己，以便效仿和学习这些圣哲；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子孙有志读书者“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驽”。

读为写奠基，写为读升华。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升华，只有看、读、写、作四者兼备，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才。

6。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做学问，必须重视读书的方法。不要贪多，而要专注于一书，力求吃透。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正襟危坐于简陋的书室，认真思考，努力实践，年纪几近七十，学习还是严肃恭敬，秉持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教育曾国藩研究经学应该专一于一经，如果一本书理通，那么可以再旁及他书。倘若急于求精且博，那么一经也弄不懂。

无论读书还是求学，无恒心、不专心很难有所成就。曾国藩历来主张治学要专。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他还说，读书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处世应如此，读书治学也应如此。

曾国藩在自己的《杂著》中论述治学的态度时说：

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于庸众。闻《昭》（《昭明文选》）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易经》）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在这里，曾国藩一再强调了孔子专致精诚的治学精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孔子异于庸人而成为圣人。在《杂著》中谈论“功效”问题时，曾国藩也以孔子为例，说道：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曾国藩的这段话是告诉人们，不论做什么事，首先就要像鸡伏卵、燕筑巢、木生长、泉长流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然后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他从专注的观点生发开去，主张读书须单科独进，守约以通博。曾国藩称这种专注于一，叫“主一”。如何才能“主一”呢？曾国藩认为方法在于有恒。有恒，与广博、专注等一样，都是古训，而曾国藩全面继承了。所以，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这三者之中，曾国藩最看重有恒。他教导曾纪泽“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常者，恒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做到有恒，既是易事，又是难事。说易，因为人人可以做到。说难就在于难坚持，坚持几天可以，坚持几个月就难了，坚持几年，十几年，一辈子更难了。然而，只有“守常”，才能获得成效。曾国藩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儿子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因此，他反复要求儿子“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