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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治学 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02（第2页）

曾国藩认为，为做到有恒，心中还必须存有一“耐”字。他指导诸弟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何止读经，读其他书也应如此。不过对“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之说，则不可看得太认真，但从“耐”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功夫。曾国藩说：“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凡事都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读书不仅要养成一种习惯，也要有一种钻研的精神。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的内容有书本知识，也有社会知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管是哪一类知识，如果我们对什么都不求甚解，那就不可能有成就；如果只知道读书，而不用心去读，不知道从书中探求真理，悟出道理，只是为了混一个文凭，不能以所学观察事物、指导言行，读而不思，思而不察，察而不深，这样的读书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毫无用处。

我们读书要有缜密思考、刻苦钻研的精神，要多想几个为什么。书读多了，想深了，见广了，便会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讲学习，一定要不断求“新”求“深”，要认真了解新事物，掌握新知识，开拓深层次思考，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是否懂得并善于学习和借鉴。我们常说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每个人每天都有新的知识和技术需要学习，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资讯轰炸，以从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完成学业和工作，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提升自己的价值。否则，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

可以想象，独生子女这一代，其知识需求会更广、新老知识交替会更快，学习也将成为他们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学习为本、终生学习”将是这一代人最真实的写照。

7。写字作文应以圆润为主

“行文当一圆字”，这是曾国藩在指导儿子作文时提出的一个原则。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也要求儿子学习司马迁等古代大家的文辞风格：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故吾前示尔书，专以一重字教尔之短，一圆字望尔之成也。

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徐陵）庾（庾信），而不知江（江淹）鲍（鲍照）则更圆，进之沈（沈约）任（任昉）则亦圆，进之潘（潘岳）陆（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班固）张（张衡）崔（崔驷）蔡（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贾谊）晁（晁错）匡（匡衡）刘（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迁、相如（司马相如）、子云（扬雄）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韩愈），其志意直欲陵驾子长（司马迁）、卿（司马相如）、云（扬雄）三人，嘎嘎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

尔干古人之文，若能从江、鲍、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尔其勉之！

曾国藩教导儿子说：“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圆”指的是文章字句畅通，音韵流转，朗朗上口，宜诵宜记。如果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的话，“圆”应该是声调铿锵。

对此，曾国藩在此信中也做了具体表述，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世人谈论文字语言圆而藻丽的人，往往都拿徐陵、庾信做比较，然而他却不知道江淹、鲍照的文章也很圆润，进而言之沈约、任昉则更圆润，再进而言之潘岳、陆机则更加圆润，如果再进一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班固、张衡、崔驷、蔡邕则更加圆润……至于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三人，可谓力避险奥，不求圆适；然而细细读来，却又自始至终没有一处不圆润。

的确，如果说徐陵、庾信、江淹、鲍照等人为文以辞藻艳丽、语句圆适而著名的话，那么，司马迁、扬雄及司马相如的文章素以辩辞锋发，气势逼人而取胜。特别是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学才华和文学才华都深受曾国藩的推崇和敬仰，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司马迁和左丘明、庄子、班固并称，认为左、庄、马、班的才华和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贤一样，“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为什么曾国藩对司马迁的文采如此推崇呢？从他的其他言论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其中的原因。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的家信中对诸弟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司马迁）之外，独取昌黎（韩愈）、半山（王安石）两家。”在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的家信中，曾国藩又告诉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行文贵气象峥嵘……太史公《报任安书》……皆有最盛之气势。”可见，司马迁的文章吸引曾国藩的正是他的倔犟不驯的性格和纵横捭阖的行文风格，以及从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峥嵘气象。

司马迁的文章除了上述特征之外，曾国藩认为在用词和造句上还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他在自己的《杂著》中说：“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扬马为最……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这里的扬马，就是指扬雄和司马迁两人；在给张裕钊的信中，曾国藩又提到了司马迁的文章特色，指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与常数……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

曾国藩认为司马迁的文章集雄奇与阴柔之美于一体，寓雄奇于柔和之中，而且这种才华只能是得自上天，非人力所能企及。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称道“自古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至于以文章著称的班固和韩愈等人，或者擅长用偶，或者擅长用奇，都有所偏失，因此其造诣都比不上司马迁，只有司马迁才称得上是“文家之王都”。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司马迁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所以，曾国藩称，对于古文自己只愿意效仿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以及司马迁和韩愈五人：“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指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尤其韩愈更是辞锋锐利，大有超过前三人之势。他能够别出心裁，尽可能地避免圆熟的表面现象，但如果你久久地品味细读，你就会发现确实无一字不一圆，无一句不圆。

所谓“珠圆玉润”，就是指词句细腻光滑，像珠子一样圆，像玉石一样光润，宛转优美，流畅明快。唐代诗人张文琮的《咏水诗》曰：“方流涵玉润，圆折动珠光。”有一次，周作人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孟和为“一字师”。

当然，行文之圆还要多用结构整饬的句式，特别是排比句。曾国藩还特别用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文章为例教导儿子：“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柳宗元）《封建论》……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这里说的两排三迭之文，即排比、对偶句式。这种句式对形成铿锵的句式、雄浑流畅的气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较高层次：照着别人的样子自己来做。发展创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先得继承，然后才能有发展创新。在诗文写作领域，阅读模仿都是“继承”中的内容，自己独立写作，在理论上可算作发展创新的范畴。清代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说：“作文虽不贵模仿，然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大题目所压倒。有如女红之花样，成都之锦，自与三村之越，异其机轴。”写作就像绣花一样，初学者得先照着花样绣，日久年深，花样烂熟于心，自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可见模仿的作用之大。

多多地模仿名作，虽在学习过程中花费不少时间，但“继承”这一步走得坚实，“发展创新”的阶段便会来得快，故而曾国藩说此途为捷径。

8。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

为什么要读书？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学知识、学文化。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书分几类几种，有的书能学习文化、能学到知识，但有的书却能误人子弟、贻害终生，所以学知识、学文化与一味地读书并不是一回事。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他日日读书，日日写作。因此，曾国藩对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

盖自西汉至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才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不可能更改。因为这些都有裨于躬行和经济，正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国藩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

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背诵的。有些书只能浅尝，有些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一部分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我们在读书前首先得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读这部作品？我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想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开始阅读，这样，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被选取、吸收。

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我们想知道的。有目的，有选择，阅读效率、能力必然会提高。要记住，阅读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严肃工作之一，不是“随便的事”，不是“消闲”；所读书中至少精读一本，并要全力以赴，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要同思维和想象的懒惰作斗争；每一个地方都完整清楚地搞懂；什么地方也不要放过不读；不要半途而废；哪里需要想象——就要“尽量地”想象；要拿着笔读，写摘要、批语和摘录；要学会使用目录；不要只是“从左往右”读，还要常常“从右往左”回读；先很好理解，然后再评论；读完原文后才读别人的评论；搞清它的实质并把扼要记下。

曾国藩善于做札记。曾国藩说：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