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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交友 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第3页）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

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继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使他对刘蓉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诗中云：

旧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郭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

咸丰元年（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其次，就是郭嵩焘。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湖南阴县人，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蓉介绍郭嵩焘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笑谈若比圣贤，立志要建功立业，但郭嵩焘的志向与曾国藩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类，也就是说他要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嵩焘终生明显地体现出了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淞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官司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吃紧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便提出了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从而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

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

刘蓉的信可以说是天下名篇。他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

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真情助之一臂之力，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仁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并没有忘记这两位同乡，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志向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也成为他们以后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此外，还有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也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他与罗泽南是患难相依的忘年交，曾对罗泽南有过不少帮助，因此罗泽南几次舍命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他老人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守信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与献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对“损友”要敬而远之，对“益友”要亲而近之。

曾国藩认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功都离不开好友的鼓励和帮助。曾国藩曾说：“人有善，则取之益我；我有善，则与之益人。”从而体现了一种真诚至上的交友之道。

5。处世交友贵雅量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友邵懿辰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邵懿辰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邵懿辰不指出来，那是邵懿辰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还有一个人，就是吴竹如（吴廷栋）。有一天，曾国藩与吴竹如交膝谈心，并对吴竹如以知己相许。吴竹如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瘟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钧。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的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可见，曾国藩待人以诚，从不苟求于人。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长佑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长佑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值得怕的呢！”

曾国藩看到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功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既有邵懿辰、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这事实上也反映一种胸怀，也就是雅量。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的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见到家里着火了，最心平气和的人也会急红了眼；遇到别人当面侮辱自己，有几个人能做到充耳不闻？但是，那些真正有雅量的人，却往往能出人意表，忍人之所不能忍，因此也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了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在同治二年（1863年）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则借李白等人的诗文风格来比喻人生的道德修养，他说：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然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则豁达处多……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有胸襟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望勤劳……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告诉弟弟，自己兄弟虽然掌握兵权，但一定要以豁达的气度来待人处世，保持恬淡冲融的气度，而不要参与争名夺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