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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交友 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第4页）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对于胸襟豁达坦**、虚怀若谷的君子，他从内心感到敬佩，并以此自勉，因此他一生虽然追求功名，却绝不贪图名利和私欲，而是能够推功于他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当时，清朝太平军四起，为了剿捻，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难免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只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左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像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好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曾国藩在任职两江总督时，朝廷派满人出身的贪官官文到湖广，让其以总督的身份监视汉人。曾国藩的湘军都十分憎恶这个人，曾国藩本人对他也很厌恶，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仍告诫部属对官文要以礼相待。

一次，正值官文宠幸的六姨太三十岁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庆祝一番。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没有好感，更不屑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曾国藩手下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湘军利益出发，以礼服人，主动前去祝贺。到了那一天，胡林翼甚至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让自己的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官文的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

官文的六姨太自幼丧母，对此十分感动，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也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官文对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官胡两家认了干亲，从此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自此以后，湖北的军事民事，全交付予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盖章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

一时间，武昌城里督抚关系如此亲密，成为全国之首。由这件事也使曾国藩认识到了“以礼动人”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他推崇以礼治军的信心。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在治军理政的过程中，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怀有仁心，他的下属对他才由衷敬服。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他们的矛盾冲突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而曾国藩却能以德报怨，在左宗棠穷困潦倒、处于危难之时，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施以援手，尤为难能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尽是溢美之词，对其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初任命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

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和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确，曾国藩胸怀宽广，颇有雅量，他看重的是左宗棠的才能，是清朝的大局，因此，他不但赢得了大家的肯定，还赢得了左宗棠的钦佩。

然而，作为同胞兄弟的曾国荃与兄长相比，却逊色许多。曾国荃远远不如曾国藩那样看得开，在取得战功之后，急于争功夺利，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高官厚禄，反而受到其他朝臣的猜忌和诽谤，以至于气急攻心，染上疾病。

所以，胸襟坦**、虚怀若谷也是曾国藩交友处世中高人一等的功夫。

7。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有些朋友难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关事业大局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话，曾国藩的选择是“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咸丰二年（1852年），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指令，李元度应召投奔而来，并以“天岳山樵”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二人一见如故，并对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曾国藩便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后又保举同知衔，赏戴花翎。从此，李元度便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然而，曾国藩却因为战败被革去了礼部侍郎衔。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再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感觉自己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因而，曾国藩对此也一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君臣沟通上下感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写这种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

在当时，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重要，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也觉重要，更何况这还是一件“秘密武器”。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曾国藩说：“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来，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有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然而，曾、李之间的友谊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