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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 网罗培育推荐（第2页）

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入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倔奇男子乎！”

因此，曾国藩在办团练开始，发布《招募绅耆书》说：

我奉命协助帮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汇集起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何时，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他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民间的有才之士，都为他的至诚感动，即使不亲自去拜见他，也都说曾国藩礼贤下士，可以交心。而曾国藩每逢有民间贤士前来谒见，总是态度温和。别人有话要说，一定会耐心听他把话讲完。如果其意见可以接纳，则考虑施行；如果意见不可行，也绝不责备。

可以想见，这样的大官居然能如此敬爱人才，无怪乎人人都愿意跟随他，为他效力。一时间，“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郭昆焘，字意诚，湘中名儒，是郭嵩焘的弟弟。因为很有才华，曾国藩和胡林翼都与他交往友好，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昆焘极爱自己的妻子，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寄书戏谑郭昆焘说：“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郭昆焘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昆焘看了信，一笑置之，但同时也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郭昆焘在曾国藩手下干得很好，成为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昆焘之手。曾国藩也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四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昆焘的信任和倚重。

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郭昆焘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但他感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始终跟随在曾国藩的身边。后来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曾国藩极力向朝廷推荐，让他出任一省的巡抚，但郭昆焘却辞去了职务，回乡隐居，从此再也没有出来。他的一身才华也就埋没了，为此，曾国藩惋惜不已。

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本着不拘一格的原则行事的。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过，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诏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了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

曾国藩不仅自己时刻注意网罗人才，他也对弟弟时时忠告注重人才的网罗和培养。他在一封致曾国荃的信中说：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用人，正如他在经学上一样，根本不存在汉宋门户之见，并声明用人的原则：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因而，在他的幕僚中，人员最多，地域最广，出身最杂。

就籍贯言，整个幕府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第一位；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各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可达九省。

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被曾国藩奉为座上客。

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另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也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同时，曾国藩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余”。方宗诚、陈艾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方宗诚推荐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李竹浯推荐的；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张文虎由李善兰推荐；容闳则是李善兰、赵烈文推荐的；向师棣是严正基推荐的。

曾国藩求贤若渴，他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1853年）时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常常“料理官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还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的考察所见所得。

曾国藩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又称：“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曾国藩一生都注重广揽人才，尊重人才，他的幕府就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后来从这里出去的仅封疆大吏就有几十个，也就是他们才把曾国藩抬上了权力的顶峰。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由此，他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3。人才以广收而致，以勤教而成

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城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曾国藩的幕僚人数较多，按其人员所做的事务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推荐人才的人。

第二类为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人。这种人才高学富，识见宏远，智深沉勇，晓畅兵机，其取舍去留关乎战争成败。

第三类为筹集军饷，补充后备的人。这种人头脑明晰，有计划理财的能力。

第四类为领军作战的人，即后来的所谓中兴名将。

第五类为办理文书奏章的人。这种人文思敏捷，笔墨严谨，数千文字，倚马可待。

第六类为幕中文士。这些人皆饱读诗书，或为文苑精英，或为学术巨子，秉横溢之才气，作惊世之文章，与曾国藩多有唱和之作。这种人既可以点缀儒将门辕，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际使学术免于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