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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际移民理论的回顾（第4页）

6跨国主义的理论与循环流动

跨国主义和社会网络理论都认为回流并不意味着迁移周期的结束，迁移其实仍在继续，所以跨国主义理论和循环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跨国主义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甚广，但与循环流动联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跨国活动的场域来看，跨国主义的行动模式是去边界化的，去“地域化”的特征（deterritorization）十分明显，因此移民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固守”在某一国转为“循环”在某些国家之间。当然跨国主义并不认为一定要通过循环流动来去边界化，但它也不排除循环流动。其实，跨国主义提供的就是移民在移到其他国家后如何将自己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的输出地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汇款、电话、互联网络联系、礼物往来等，但迁移者通过定期的、有序的回国来再融入到原迁出地的生活无非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因此，跨国移民可以是跟家乡经常联系的永久移民，也可以是往返于家乡和输入国的循环流动者（circulator）。

第二，从移民身份认同来说，跨国移民不会放弃输入国和输出国中任何一方的身份，有能力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进行平衡，保持着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这也暗示着跨国移民不可能永久地留在输入地或回流到输出地，而是保持着在两国之间的循环流动。

第三，跨国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导致跨国联系的重要的社会背景，这跟循环流动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不谋而合。

循环流动理论可以用在具体分析侨乡海外移民，特别是前往非洲的中国移民循环流动产生的原因，其具体原因如下：

1。移民是一种家庭策略。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移民决策不是移民个体单独的决定，而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结合到侨乡海外移民，这些移民为了达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远渡重洋，甚至通过非法的途径，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偷渡出国。这些移民明知国外的环境恶劣、工作艰辛，但他们没有将个人的福祉放在首位，而是时时刻刻想着家庭的整体利益，这种行为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家庭内的利它主义”，[林胜．非法移民产生机制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2，（10）．]以有别于西方家庭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既然家庭是其移民的动力，可想而知这些移民不管身在何处、各自发展得如何，都会十分关心着留守于家乡的家庭（家族）。

家庭不仅是移民的动力，还是他们迁移的落脚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海外的劳工移民能进入的只能是技术熟练度要求低、工作报酬低、稳定性差的低层劳动力市场。因此，这些劳工移民如果将在发达国家所挣的钱在输入国花，就会出现前人研究发现的“（移民）呆在国外的时间越长，就发现自己越省不下钱”现象。[

]其实，这些移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输入国发达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参照标准仍是中国输出地的工资水平。在国外，这些移民一般省吃俭用，尽全力不消费或少消费，而省下来的钱都是为了寄回国内。他们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十分关心，[林胜，朱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福建福清的海外移民活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全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是“国外挣钱，回国花”的模式。

2。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交通的便捷。

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交通的便捷让移民跨越地理空间进行频繁联系和流动成为可能。首先就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来说，以电话、智能手机（APP软件）、互联网络为主的技术的发展，显然缩短了移民输出地与输入地在空间或情感上的距离，离开家乡不再是一件特别沉重的事。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移动APP的应用让人们可以便捷地通过手机的软件来聊天和信息交流互动（比如微信好友圈），拉近了国内外的距离。比如，正如我们调查时发现的，海外移民可以通过微信等来直接参与家乡的村官选举，而这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是没有的。当家乡发生一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事件时，这些信息可以迅速通过智能手机在海外传播，并在海外形成一定的合力，对国内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

就现代交通来说，方便安全且廉价的交通运输系统已经为移民的循环流动创造了条件。在发达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面前，故乡与异乡不再遥远了，只是一张长途机票的距离。笔者注意到侨乡福州被调查者十分关心本地与外国的直航。以前乘坐飞机去往国外，很多需要转到北京、上海、广州或香港等地中转，但近年来鉴于福州侨乡的优势，福州国际航线网络强劲发展，直航的国家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便捷。

3。拥有合法的身份且低技术移民的特征。

首先，合法的移民才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国与国之间。侨乡以前的海外移民很多为非正常移民，然而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侨乡海外移民的合法化趋势特征越来越明显。[

]其次，侨乡低教育程度和低技术移民的特征导致移民在输入国融入度不高，从而形成循环流动。低教育程度与低技能的移民会更容易参与到跨国的实践来，因为他们在迁入国处于如少数族裔的中间人地位（middlemanminority）这样的社会劣势地位，这会迫使他们将其重心放到祖籍国。[

]相对于高技术移民（skilledlabration）这类精英移民，侨乡海外移民是非精英移民，他们不易被接收国所接纳，因此融入目的国的难度要大得多。就输入国政府的态度来说，他们会采取很多有效的措施来吸引精英移民获得永久身份并长期居住工作下来，而对于非精英移民却施以各种障碍，限制或禁止他们永久居住。而且非精英移民在融入目的国时面临的文化冲突会更明显，融入较困难，因此他们会更为积极地争取、参与到祖籍国的活动中去。

4。中国族群的特性。

移民过程的循环性与族群的关系是已经被许多研究证明的了，存在于某些族群中。[

]中国族群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导致了循环流动的发生：第一，中国族群的“离散”性。“离散”（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指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家园后那种流离失所的状况。由于该词包含着犹太人以“复兴祖国”为不懈追求的深刻隐喻，[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J］．世界民族，2010，（5）．]所以该词也被用来说明海外移民群体对故土的依恋之情或忠诚。[

]中国海外移民是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离散群体之一。虽然远离家乡，但始终想着还乡。中国人与家乡源远流长的联系是深深扎根于群体的意识之中的。正如一个受访的华侨这么说：“中国人爱国是根深蒂固，你在国内感觉不到，但在国外就可以感觉到了。这是不可动摇的。其他（族群）如黑人呀，一到国外就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了，可中国人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心都在祖国！”

首先，中国儒家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孝道在家庭里体现的是子女与生俱来的对赡养父母、尊敬长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海外的移民来说，家都是这些“游子”时时刻刻的牵挂。其次，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在群体关系中定义自我，即人的评价标准存在于他人，而不是自我。[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J］．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5，（1）．

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87-142．]因此个人会在族群的整体性存在里实现其个体价值，“光宗耀祖”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光宗耀祖的思想让海外移民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产生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想法。衣锦还乡这种心理在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看来是在大多数族群广泛存在的，但因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族群可能会比其他族群具有更强的回乡情结。

5。中国政府对海外移民关系的重视。

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比如，输出国的社会治安、政治、经济状况一直是影响外出移民是否愿意保持与输出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

]输出国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并影响其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如多米尼加政府积极鼓励其在美国的移民参与国会的选举，认为多米尼加的移民并没有离去（ausentes），而只是“暂时地在国外”。[

]祖籍国还可以在海外离散社会的建立以及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比如，祖籍国政府可以成立一些正式的海外移民机构（diasporainstitutions）来对海外离散社会行使权力。在1970年的时候，世界上设有海外移民机构的国家不会超过10个，但截止2014年，拥有海外移民机构的国家已经上升至110个，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在近十年之内出现的。[

]所以祖籍国是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将海外移民纳入到其国家管辖的范围的。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与海外移民的联系。在政治方面，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恢复各级侨务机构，将侨务工作放在经济发展日程的重要位置；中国政府还于1990年通过了第一部侨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将侨务工作步入法律轨道；由于海外移民社团在华侨华人与家乡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政府通过积极联络海内外的宗乡亲社团来促使海外移民更有效地参与到跨国的活动中去。[

在经济方面，海外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极其重视的力量。中国在1980年所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均设在海外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祖籍地（广东和福建）。中国政府还经常组织在中国的各种针对海外华人的招商活动，直接吸引海外华人来中国进行投资，华资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内容。[庄国土．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态度和政策的变化［J］．南洋问题研究，2000，（3）．]政府这些积极的态度都为中国海外移民循环流动创造了条件。

以上虽然讨论的是侨乡的情况，但其实侨乡所反映出来的循环流动的一些因素也可以被应用于全部的中国国际移民，特别是在诸如去非洲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际移民身上更为明显。正如前文所述，迁移者、输入国和输出国都会在循环流动过程中受益。总之，循环流动作为一种长期被忽略的人口迁移模式应该引起学界关注。